表示了“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
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
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在刘少奇蒙冤的整个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径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7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不久，毛泽东最后会见刘少奇。从此，刘少奇被“推”出政治高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1967年的第一天，人们是在阅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中度过的。这篇元旦社论，由《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两家中央主要报刊联合发表，中央报刊历史上首次合作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
这篇社论发出了非同寻常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刘少奇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
自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刘少奇就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取而代之，成为接班人。
此后，刘少奇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境地。这阶段，作为国家主席的他还是一次次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身处逆境的他面对广场上疯狂的人群，内心自然与毛泽东、林彪有着不同的感触……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检讨：“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五十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62年犯有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的错误等。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他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批判自己，不诿过、敢担当；而他的检查未能降低“文化大革命”的热度，未能保护他人免受冲击，更未能保护他自己。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高高红墙围起的中南海里也出现了刺目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本应有权力去制止这种行为，可此时的他早已力不从心。
面对现实，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慎重的选择——辞职。
他找到周恩来。国家主席告诉国务院总理：他这个国家主席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国家少受点损失，希望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表示：这里还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
刘少奇深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已“瘫痪”，委员长朱德处境也很艰难。
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逼迫他背诵毛主席语录。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徐业夫告知刘少奇：毛主席要找他谈话，请他立即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毛泽东已在湖南厅门口等候。
交谈中，刘少奇表示自己要承担路线错误的责任，同时认为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同时，他再次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辞职，表示自己愿回湖南老家种田。
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子女及其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此有一些回忆。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记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