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开始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他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恰在此时，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为接见画上了句号。新华社在发表消息时，明确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
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12月20日以前在外串联的革命师生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吃饭、乘车也不再实行免费。此后，大串联的潮流开始消退。
“安亭事件”之后，工人阶级正式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并逐步取代了红卫兵的作用，成了“文革”运动的主力军。
也是“安亭事件”，促使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做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
林彪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这一重大部署的用意。
于是，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以暴风骤雨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蓬勃兴起。
进入12月，“倒刘”狂潮逐步形成。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领导“倒刘”行动。
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而其间的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的生日。
那天当晚，中办征得毛泽东同意，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前总是会到场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等人这一次并没有参加。吃饭还是按照毛泽东以往过生日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会议一样。毛泽东的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回忆，毛泽东在讲话中谈道：“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在这席生日宴讲话之前，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毛泽东已经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面对的是一场胜负尚未决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改变。这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他的一系列关于“阶级斗争”的谈话无疑是给江青等人蓄意发动各方力量加强“倒刘”添火加柴。
12月30日，毛泽东过完生日的第四天，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再次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