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两天后，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感到压力。此时，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将其重点归纳为“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中，无论是“走资派”还是“糊涂人”都在他要触及灵魂的范畴内。毛泽东非常满意这个报告，经他批准，陈的讲话被印发全党学习。
由于被报告点名，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迫于压力，在全体会议上做了检讨，并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在刘少奇的发言稿上，他写道：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在邓小平的发言稿上他写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从毛泽东批示看，他对刘、邓二人尚留有余地。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甚至这样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他一手鼓励刘、邓二人振作，推动高层领导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又继续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推波助澜。会议期间，他第六次检阅了红卫兵。加之林彪、陈伯达讲话的出台，已经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之火烧得更旺了。
1966年11月10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局势的发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领袖王洪文等为首的一些工厂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串联筹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对其予以承认，并对群众进行了说服教育。市委此举被王洪文等人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10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孰料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竟然号召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致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北上告状是革命行动，要求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联”，以至“停产闹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往上海处理事件。张春桥抵达上海后，发表了支持“工总司”的讲话，他表示：“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同时，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
张春桥的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毛泽东也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张春桥，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