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上恭候。
金水桥下的群众发现伟大领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喜出望外。
金水桥是一座连接天安门城楼与广场之间的汉白玉石桥，毛泽东站在拱桥的制高点上，与广场的群众仅十米之遥，这样的距离很容易被人潮冲击。关键时刻，警卫公安战士们奋力拉起一道人墙，挡住了拥上金水桥的群众。
毛泽东高高站立，从容不迫地掏出香烟，点燃，慢慢地吸着。这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其他领导人陆续下来，围在主席身边。当时，江青还很注意身份，一般不会离毛泽东距离太近；然而，毛泽东席地坐下，无意之间，两人坐在了一起。江青本能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觉得这样近地与丈夫并肩而坐不太合适，于是赶紧挪开位置，挥手让周恩来坐到毛泽东身旁。因为林彪缺席，这天晚上钱嗣杰的镜头里，只有毛泽东与周恩来唱主角。
毛泽东刚一坐下，忙碌在人群中拍摄的钱嗣杰忽然发现主席与群众之间有一块空地，这可是抢拍照片的好地方！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站着把镜头对准毛泽东。没想到才拍摄了两张，身后的红卫兵小将们就已按捺不住，他们气愤地高喊：“让开，让开，你挡住我们了……”一个红卫兵毫不客气地推了钱嗣杰一把。
钱嗣杰朝后一望，天啊，那是无数双不满的眼睛。他知道此时如果自己再拦在群众前头工作，连照相机也会难保。他只好遵从民意蹲下身子，让到一边。可是这么一蹲，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毛泽东在金水桥上与周恩来等人席地而坐的精彩照片是钱嗣杰的代表作之一，殊不知，一幅精彩照片的拍摄是多么不易！
【1966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事件改变了整个局势的发展。工人阶级接替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国庆节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社论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了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位置，并且要将其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
毛泽东天天阅读红卫兵小报，加上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的思想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文革”运动虽然点燃了熊熊烈火，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就没有解决好。
于是，他将自己的认识在林彪国庆节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
当时陈伯达和张春桥专门为林彪起草讲话稿。他们紧跟毛泽东的思路，在讲话稿中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这个提法比较符合毛泽东的原意，毛泽东在讲话稿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字。对于这一提法，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到毛泽东申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渐严重，眼见江河日下，周恩来忧心忡忡。而他所能做的只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陶铸也认为“反革命”这个词太重，没有余地，可能会伤害无辜。毛泽东终于采纳了陶铸的意见，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张春桥见陶铸与自己唱反调，心怀不满，于是就以陶铸提法不符合语法为由，希望毛泽东再改回去。毛泽东想了想没有同意，他稍微变更，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这样，林彪讲话中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红旗》杂志社论使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者说法随即成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人民敲锣打鼓举行游行，欢呼“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表。
《红旗》杂志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认为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同时批评了周恩来的“和稀泥”和“折衷主义”倾向。会后，他们把记录送呈毛泽东。
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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