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吴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级了。
1966年4月，关锋、戚本禹两篇被中宣部拒绝刊载的文章得见“天日”，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另一篇是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两篇文章比起姚文元更明目张胆、阴险毒辣，为吴晗定下了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揪住吴晗不放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陆杨”，再通过“彭罗陆杨”，揭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晗平白无故地遭受打击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品。
接下来的日子，中央高层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烈，领导人的神经一天比一天紧张。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使人每一天都能呼吸到弥漫着躁动狂热的空气。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几乎是同一时间，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根据毛泽东提议聚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完成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份重磅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出笼了。
起草小组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再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接力棒”的传递也有他手把手的功劳。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再加上《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
彭真知道事态严重，“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了北京市委。他一抵达杭州，就要求同毛泽东见面谈话，想当面说清一些事情，消除误会。但毛泽东没有见他。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按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氵朝已经到来。
4月19日，刘少奇和陈毅出访完三国回到云南，第二天即被通知赶往杭州参加会议。他们无法想象，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真的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走进会场，他们就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关于彭真的材料摊在每个人手里。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闭幕，这一天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1日，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北京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彭真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消失了。他成为“文革”第一个沉船的中央领导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也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而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毛泽东暂时没有回到北京，他已经从武汉东湖宾馆移居到了杭州西子湖畔的汪庄。故而没有到北京的会场上露面。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的他，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儿茫然。他万没有想到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出了两件大事：揪出了彭、罗、陆、杨，他们都曾经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十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做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会议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五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言论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难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要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那么“五一六通知”究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