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需求。她要从《海瑞罢官》，也即是“骂皇帝”这个问题上打开缺口。
江青决定搞一个东西与“二月提纲”抗衡！
于是，1966年1月21日，丙午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的前两天，江青专程从上海赶往苏州，向林彪夫妇拜年。
而林彪前两个月在上海整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出风头，不仅成功地扳倒了与自己作对的“搭档”，而且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树立了权威。江青对于这位得到毛泽东好感、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格外注意搞好关系。他们只有相互勾结才能达到彼此的政治需要。林彪夫妇对江青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丝毫没有怠慢，而是察言观色，有求必应。
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两股绳拧在了一起。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响起了来自苏州“林办”的电话，叶群向他转达了林彪的一段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也是江青最为需要的。
1966年2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总共不过五个人。
这是一次十分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产生了后来的著名文件——《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从会后整理的《纪要》看，座谈会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就，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来经过两位“大秀才”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余字。
江青把《纪要》送呈毛泽东审阅。正为彭真送来的“二月提纲”大为恼火的毛泽东，感到这个《纪要》十分对口味。他亲自做了十一处改动。既然毛主席“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又添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出师有名”、“名正言顺”。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她“历史性”的日子，标志性地显示了她的崛起。
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已经不再仅仅针对文艺界领导人，而是扩大到了包括彭真在内的一些北京市和中央领导人。“二月提纲”受到批判，意味着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他们还盗用工农兵的名义，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揪出“三家村”的“后台”。
这是在毛泽东在同意或默许的背景下进行的。毛在3月中旬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坚决批判。”
毛泽东又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