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乌云压城，疾风怒吼之际，暴风雨即将到来……
【1966年的钟声敲响，“文革”的战车已经开始启动。历史终于转到了5月16日这一天。】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战车已经启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彭真等领导人已无力制止。在不得不跟着搞的情形下，是否可能尽力防止以往“左”的错误，将事情做得稳妥一些，成为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月提纲”中讲道：“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现在看，这个“提纲”已经很“左”；但在当时，它是以“防‘左’”的形式出现的。
1966年1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并成立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当前的文化批判工作。
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的不满早已溢于言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事态的发展也感到了危机，但他们都无法改变现实。“文革”前夕，中央领导机构还在正常工作，乌云压顶也好，流言蜚语也好，毕竟国家机器还在正常运转之中，每一个高层领导必须保持这样的运转。中央领导层按部就班进行展文化领域的批评，就像当年搞“四清”那样，层层级级地展开，最初只是限制在学术领域内进行。
毛泽东是要搞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隔靴搔痒，改头换面或者偷换概念，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曾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的提纲与这样的五人小组，毛泽东内心不会接受。
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带着《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专程飞往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元旦过后就由杭州“移师”来到武汉，他还是在老地方——东湖边的梅岭一号住下了。
此次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出台的“二月提纲”。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而是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大家都被搞得很开心，个个松下了一口气，以为大功告成，毛主席应允，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孰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就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了“彭罗陆杨定时炸弹”。
毛泽东对“二月提纲”甚为恼火。他批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又一次拿起阶级斗争这个理论武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和无产阶级讲过‘人人平等’？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
毫无疑问，彭真和陆定一由此加快了进入反党集团名单的速度。
在上海的江青比较早地看到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的事情尚未结束，江青、林彪等人似乎已预见到这份文件的结局。如果“二月提纲”被否定了，必定要有一个纲领性文件取而代之。
毕竟，江青与毛泽东很近，跟得也很紧，她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搏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