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东道主之谊，一再给老寿星斯特朗让菜，他诚挚地表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天，中国的各大报上都刊登了钱嗣杰拍摄的毛泽东为斯特朗贺寿的照片。这些显得轻松的影像为报纸紧张的政治气氛注入了一些缓和剂。
三年后，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走上天安门，毛泽东又在她手中捧着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八十四岁的斯特朗告别了人间。故人逝去，毛泽东特意定制了花圈，算是对这位异国老友的最后致意。
历史上几乎每个事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中，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投机心态，随风而动。
点不起火的北京也有着跃跃欲试要去点火的人物，那就是戚本禹与关锋。
身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的戚本禹，12月8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为彭真的严格把关，不允许评价《海瑞罢官》超越学术的范围，戚的这篇文章没有点吴晗的名。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尽管毛泽东也有些遗憾，总体态度肯定是支持的。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立即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戚本禹的文章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几乎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他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与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
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那么好，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力量来自北京市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即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后来他们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电话告知他们：“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
这样，北京也有了江青指挥得动的“笔杆子”。江青的大本营即将移师北上了……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夫妇一唱一和，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他成为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第一个接受组织上“外科手术”的挨刀者。】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