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同意中央日常工作交由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历史上所说的一线，就是由此而来。
可是，中央从来没有对一线二线制度做出过正式的成文规定，对刘少奇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也从没行文，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甚至它的职权分工都是模糊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一线二线分工逐渐清晰。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个举措，促使了这种非正式的制度更为明确。
1962年2月8日是“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来了个大撒把，将所有会后需要落实的事情都交给了刘少奇等人，自己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他有意识地摆出自己退居二线，放手让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姿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意见的一种表现。
直到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毛泽东还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尽管对刘少奇很多意见并不认同，但他依然认可由刘少奇挂帅。至少此时，他还是不想打破一线二线的分工形式。
由于中央对一线二线的领导分工没有形成正式制度，也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很多时候，毛泽东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当成搞独立王国。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也很难区分正常职权与搞“独立王国”的界限。这种误解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
毛与刘就包产到户问题争执后不久，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之前开了十天的预备会，和以往一样还是由刘少奇主持。预备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也卓有成效。
多日凝结在刘少奇眉间的疙瘩舒展了不少。
8月初，预备会顺利结束，接着中央工作会议拉开序幕。
8月6日这天，毛泽东带着他特有的威严神态走进会场。一落座，便是一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讲话。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会议中间，毛泽东吸着烟，仔细听着大家的发言，遇到一些有兴趣的问题，他会积极地参与发言。当说到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状况时，毛泽东马上对大家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很明显，毛泽东要告诉大家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包产到户最后结果又将农民拉回到了过去。
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陡然提升了人们反“复辟”的警惕，刚刚放松的神经再次被拉紧，原定的议程也被打乱。原来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行讨论。大家的思路转向了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个党员维护自我最起码权利的行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被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8月中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炎热的季节里，在毛泽东危言耸听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题中结束。
刘少奇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在接下来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同意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观点。
从此，经济调整成了阶级斗争的附属工作。阶级斗争成了纲，经济调整成了目，纲举目张，刘少奇并不以为然——纲举，目不见得能张。
需特别说明的是：此时，林彪正在军队内部大搞“三突出”政治运动——即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学习毛泽东著作。
刘少奇的反思与林彪的“突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给党内外、军内外造成了一种看法：林彪是突出政治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而刘少奇做得不够。从党内外的职位讲，刘少奇的地位仅在毛泽东之下，而林彪的地位则不及刘少奇高，这就形成了毛、刘以及林、刘之间的矛盾纠葛。
【毛泽东为“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随着运动的推进，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激化。】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