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问题上没有顶住，偏离了方向，是右倾抬头的表现。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刘少奇感到委屈与不解。
当时的刘少奇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的肩上一头担着最高统帅，一头担着亿万人民，哪头都不能偏倚。他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这分寸如何把握，令刘少奇寝食难安，一夜一夜难以入眠。他吃安眠药吃到夜间入厕走路不稳，多次摔倒在地。
毛泽东带着气愤与不满，约刘少奇到中南海他常去游泳的“游泳池”一谈。
尽管刘少奇就如何处理好复杂而又必须面对的关系，精神与身体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还是决定要与毛泽东据理力争，试图说服领袖。这既是他无法回避的领导职责，也是他倔强固执性格的体现。
这次交谈，双方都带着情绪，冲突在所难免。
毛泽东将长期郁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
刘少奇也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一一道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名字，人相食，要上书的！”
说到最后，毛泽东深感悲凉：“‘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稳住自己的情绪，慢慢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但是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
肯定两条，否定两条，刘少奇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他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点头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搞，不中断。
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较为满意。但他有了不祥之感，体味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刘少奇是右倾思想。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毛泽东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国。包产到户——这简直就是一个要彻底打碎毛泽东理想的馊主意。它竟然得到党和国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认可！这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样，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从最初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到十年的土地革命、八年抗击日寇，再到解放全中国，他为了中国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身为国家的统帅，他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这个群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是阶段性地对农民有轻重缓急之分，骨子里却从没有忽视过这个阶层。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动情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在毛泽东看来，高举“三面红旗”，就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让底层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他空想、急躁、不切实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底层广大人民的利益。包产到户的设想，被毛泽东扣上了许多帽子——“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可见，毛泽东对要让农民们走回头路的人恨之入骨。
按理，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很近，而且两个人都属于“故土能离，乡音难改”的“顽固”人，他们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层。其实不然。毛泽东是一个认事不认人的人。也是湖南人的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倒了。到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时，毛与刘逐渐在三年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的看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分歧，直到矛盾激化无法调和。
刘少奇从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时起，就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从1922年相识相知到1964年，一直默契配合，并肩战斗了整整四十年。
1953年，党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与“二线”后，刘少奇开始主持一线工作，并被党内公认为毛泽东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自己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
“文革”前，“一线二线”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实际存在的一种分工。
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毛主席曾当着他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了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他将自己置于二线的位置上，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初衷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自己逝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