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布尔吉巴总统在国宴上讲话，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周总理完全体谅各种朋友的疑虑和误解，当场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具体、圆满的答复。“求同存异”这一提法让布尔吉巴总统格外赏识，也颇受启发。他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意外收获令全体代表团成员欢欣鼓舞，大家看到了中央制定对非决策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
1964年2月4日，代表团来到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最后一个国家。这一天，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向全世界指出：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周恩来这一番讲话使得整个非洲都沸腾了，大报小报全是周恩来访问的报道，大幅照片与黑体标题，让非洲国家看到了崭新的未来与希望。
“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一定要出现！”周恩来这一预言在非洲未来发展中得以证实。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的名字在非洲犹如宗教般地神圣与神奇，是与这次系列访问有着直接关系的。中国一直与非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是这次访问打下的坚实基础。
据周恩来卫士长张树迎回忆，1975年底，非洲某个国家发生政变，总统派特使到北京，希望中国总理周恩来前去调停，也只有周恩来去，这场政变才有可能平息。就连政变方也只听周恩来的话。可是特使抵达北京，得到的却是周恩来卧床不起的消息。特使没有作罢，专门跑到病榻前，亲眼看到骨瘦如柴的周恩来，方才哭泣着离去……
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即将结束访问亚非欧十四国。这一天，他通宵未眠，心中酝酿着一个对非洲未来的援助计划。第二天清晨，他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今天再次重温这八项原则，依然会让人感慨周恩来务实与细致的处世风格。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二）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
（三）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
（四）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据国际市场价格议价，如有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保证退换。
（七）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个对外援助的原则，有的已是非常具体的细则了，比如第六条居然表明了货物不合格可以退换，就像在商场买卖一样。这些原则，最重要的是体现了援助、支持的相互性，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平等——这宝贵的字眼，是非洲人民千百年来最为渴望，也是最为难求的。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他们工业革命的进步体现在不断扩张侵略的脚步上。作为征服者有谁看见过给被征服者平等——平等机会、平等发展还是平等共处？殖民统治者绝对不会也不愿意平等地对待这些非洲大陆真正的主人。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无私与真诚，让非洲国家感到兄弟般的情谊。是兄弟就是情同手足。信赖与依靠，成为中国与非洲一种长期友好与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延续到国际事务中，直到构架为“第三世界”的大阵营。
毛泽东曾经说过：“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抬进”这个词的含义多么深刻！
【“八评”第一次公开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中南海的会议桌，反修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作为“九评”发表，此后赫鲁晓夫决定公开与中共中央分裂。】
“九评”中要数1964年2月4日发表的“七评”下的功夫最大，修改了十八次，耗时最长，搞了两个多月。“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着重揭露了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文章还批判了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的七十二天，基本也是“七评”写作的时间。
周恩来1964年3月15日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与随行人员一一握手。那亲切的场面，如同代表团打了大胜仗凯旋一般，气氛十分热烈。欢迎队伍里有一组是首都女民兵方队，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