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以后能够走进中南海，走近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这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接到陪同出访的消息，钱嗣杰的心与他跑动的双脚一样，一刻也不能平静。对于周恩来，钱嗣杰怀有别样的感觉。想到总理，他会从心灵深处涌动着一股伤感的情愫，那是一种只有一起经历过生死、一起经历过悲痛才会有的感觉。
当周恩来的专机带着轰鸣声出现在开罗机场上空，钱嗣杰心里突然再次闪现了八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总是在机场看见飞机时闪现。
1955年，中国外交史上也发生了一件政治大事，那就是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参加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当时钱嗣杰已经离开部队，调到新华社摄影部，当了一名摄影记者。二十七岁的他接到新华社指派的任务，让他与另外四名记者去万隆采访拍摄。他被要求与另一名记者作为先遣队员于4月1日先期抵达香港，购买一些摄影器材后，再在香港与大家会合，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赴万隆。
计划制订得挺好，让钱嗣杰很开心。因为香港他以前没有去过，这次提前赴港，可以有时间好好看看。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刚到香港，还没来得及购买器材，就被一个电话打乱了所有的行程与计划。
电话来自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黄社长告诉钱嗣杰和刘茂俭，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很多重要文件，需要有专人陪同保护前往。于是，这两位年轻的记者被指定为临时“保镖”，随信使次日一早乘客轮离港前往万隆。
这个电话让两位年轻人好郁闷，但也不能抗命，结果他们连镜头都没有打开，“闷”在香港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便乘船起航了……一路上，两人都在埋怨黄社长这个不合时宜的电话……
他们哪里能想到，黄社长这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救了他们一命！
钱嗣杰他们坐船抵达万隆后就开始盼望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早点来到，因为他们需要的摄影器材都在专机上，只有器材运来，他们才能开展工作。4月11日那一天，是专机抵达的日子，大家在旅馆里左等右等，始终没有“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消息，当天晚上，惊人的噩耗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海，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包括新华社的三位记者。
当时大家全都惊呆了，有几个工作人员蹲下身，抱着头失声痛哭。人们起初还以为周恩来也在飞机上，不过很快得知，遇难者的名单里没有周恩来的名字，劫后余生，稍显宽慰。
原来，周恩来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这才躲过一劫，
二十年后，随着外交部一批绝密文件解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真相才大白天下。
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这使得蒋帮特务得以伺机搞暗杀。他们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企图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定时炸弹在空中准时爆炸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的主要目标却不在飞机上，这让敌人精心布置的阴谋最终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都被悲伤情绪笼罩着，特别是三名记者魂断万隆，令钱嗣杰等幸存者十分悲伤。
钱嗣杰突然离开香港执行护送任务，行程与任务内容都是保密的，他没有将行程细节告诉妻子。当时妻子陈惠嫣在铁路医院，外交部传来消息说钱嗣杰不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新华社将此消息电话告知了医院。
万隆会议没有因为中国代表团空难事件而受影响，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发起国为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共有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与会国中只有七个国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一露面就引起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加之专机的爆炸、与会人员的遇难，新中国成为这次会议乃至全世界极为关注的焦点。
作为随会拍摄的新闻记者，可以想见他们肩头的重任。由于他们的器材随飞机爆炸而灰飞烟灭，他们不得不现从当地买了许多闪光灯泡使用。
那时的闪光灯，不能连续使用，用完一次，必须马上更换灯泡。可就在拍摄苏加诺与周总理合影时，灯不亮了！钱嗣杰急忙又换了一个，一连换了三个，都没亮！他只觉得汗从额头上刷地流了下来，站立在合影人群中间的周总理发现他的闪光灯出现了故障，便轻声地提醒：“你用慢速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