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封信。信是赫鲁晓夫写给毛泽东的。信上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还告知，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了。
收到这封信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开会研究。
针对苏联的要求，毛泽东考虑不予理睬。因为中方始终处于反击的战斗状态，而且反击战还没有打完，怎么可以说停就停呢。毛泽东不同意停下笔伐：“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答复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由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继续撰写、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并在会上确定了“六评”主要谈和平共处问题的基调。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特意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和平演变。
周恩来要率团前往非洲，毛泽东特意提出要访问一些没有和我们建交的国家，让更多非洲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友好与善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定的正确。访问结束以后，当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现称贝宁）等非洲国家就相继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恩来带着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评价，带着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的愿望，踏上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出访十四国之旅。整个出访过程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框架下进行的。
1963年12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踏上了非洲大陆，他们的头站是北非的埃及。这一天，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显得繁忙而紧张。
机场一端，由中国大使馆和当地华人组成的欢迎人群和埃及三军仪仗队，加上四周戒严的警察营造了一个紧张而又热闹的欢迎阵容，与不远处其它民航飞机清清冷冷地起落进出空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欢迎人群中，有一位神清气爽、十分活跃的摄影师。只见他脖子上挂着两部照相机和一个用于闪光灯充电的充电箱，来回跑动却丝毫不显负重之感。他就是新华社派驻非洲的第一位摄影记者——钱嗣杰。那年，钱嗣杰三十五岁。
人虽年轻，钱嗣杰端相机的时间可不短了。从十八岁走进部队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时起，满打满算已有了十七个年头。
1958年之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非洲还是零。钱嗣杰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派驻非洲的摄影记者。自那时起，中国出版的报纸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记者从非洲发回来的独家采访与新闻图片。
这块大陆很多地方炙热干旱，但它却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最为“寒冷且黑暗”的地方。西方殖民者对非洲进行的资源掠夺与政治奴役长达一个多世纪，非洲大陆几乎就是“落后、贫穷、苦难、奴化”的代名词。钱嗣杰一行初来非洲时，外来的殖民势力与本国的派系武装再加之部族之间的争斗，局势交错复杂，政局瞬息万变；稍有不慎，或被当局扣押，或遭土匪杀害。恶劣的生活环境与政治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与生命没有任何保障。
1961年钱嗣杰就遇到过一次危险。一天，他与文字记者王殊受命前往刚果（利）（即后来扎伊尔）采访了解美国策划的反卢蒙巴政变情况，当夜他们的驻地突然被包围，一伙人踢开门，冲进来，端着冲锋枪在房间里强行搜查。所幸他们没有被抓走。当他们完成采访刚刚离开驻地，刚果（利）再次发生政变，他们的驻地被叛军占领。
像这样的惊险对于在非洲生活工作的人来说，如同家常便饭。久而久之大家习惯成自然，对之心态也就平和，逐渐也不再那么害怕。
岁月如梭。钱嗣杰在非洲大陆一待就是五年，经过五年多的巡回采访，穿越一个又一个非洲国家，他拍摄了大量的图片，介绍了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可谓足迹遍布大半个非洲。由此，钱嗣杰被当时中国驻阿联大使陈家康戏称为非洲的“巡回大使”。炽热的非洲在钱嗣杰的心里渐渐地温暖了起来，他对当地人民日益觉醒的未来抱有强烈的希望，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周恩来出访之前，大概是12月初，钱嗣杰在中国驻开罗大使馆接到新华社从国内发来的电报，命他与周恩来随行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一起，拍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非洲的活动，并及时将新闻照片传回国内，供国内外报纸刊登使用。钱嗣杰对参加这类重大活动是有相当经验的。他的经验不仅来自于曾经多次参加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也在于他是一个心细且沉静的人。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从不张扬，喜怒不形于色，甚至淡泊名利。他是同行们公认的厚道仁义之人，大家都说：与钱嗣杰合作绝对不会发生矛盾！如果发生矛盾，责任一定在自己。
钱嗣杰这些性格特点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