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不听话与唱反调，让赫鲁晓夫非常反感。他对中国的埋怨声、指责声充斥在报纸、电台、演讲台等公众媒体。
1957年，中国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苏共对此有不同看法。
1958年，中国搞“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苏共对此依然有看法，并提出了指责。如此干涉中国内政，令中共也很不快。毛泽东指示对此进行回击。当然，这种回击，也是在中国的报纸、电台上进行的。
尽管中苏两党相互指责，吵得一塌糊涂，但依然没有公开决裂。外交场合相互都给对方一点儿面子，中苏两党之间还是客客气气。1958年与1959年，赫鲁晓夫两次前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一道亲赴机场迎接。
这种虚假繁荣维持到1962年12月终告结束。
起因是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上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苏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对峙与争论开始公开化。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对毛泽东主权意识的挑战与攻击，而这次对印度自卫反击战正是毛泽东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具体体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边防部队发起进攻，这时正是中美对峙、中苏关系破裂、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沿海及内地进行侵袭的时期。中国四面受敌，国防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与此同时，国内又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他明确地告诉世界：“中国决不屈服于美苏和印度的压力，就是他们一起动手，陆、海、空一齐来，也休想侵占我们一寸领土。我们就是要保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枪，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毛泽东的部署和关注下，新中国自卫反击战以我军胜利、印军失败而告终，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不打则已，要打就要能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战略目标。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不久，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利用这个机会，鼓动东欧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西方国家一看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内讧便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恶言相加攻击中国。
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共产党阵营里外拉起高调门，发出了各种刺耳的声音。
针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意识到：跨越国界的思想反击战就像对印度反击战一样，不打是不行了。此时，和平年代里“笔杆子”的优势作用显现了出来，特别是意识形态中的斗争，更需要“笔杆子”冲锋陷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笔杆子”写作，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陈伯达、康生主抓此事，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一来，对苏共中央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进行反击；二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政策，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早在1960年，中共中央为适应与苏共进行理论讨论的需要，就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之下，具体工作由康生负责。当时抽调了四个人：吴冷西、王力、姚溱和范若愚。吴冷西当时是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王力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是中宣部副部长，范若愚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另外，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乔冠华、赵毅敏二人日常工作忙，只参与讨论，不直接动笔。
陈伯达、康生二人领受任务后，把原来的写作班子直接拿了过来，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这个写作班子非常神速，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三天即1962年12月15日，第一篇名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文章，以社论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由此可见，中方反应的迅速和态度的坚决。
这个响亮的题目，似乎让人听见了战斗的号角，内心涌动着拿起枪去战斗的冲动。
其实这个题目出自毛泽东的灵感，也是他充满斗志的心灵体现。
一开始，写作班子定的题目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当文章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认为，文章的标题不够响亮，便拟了一个新的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改后，毛泽东写下批语：
小平同志：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毛泽东
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廿五分
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同意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对标题，邓小平认为应该进一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