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通令征集国民对祀孔典礼之意见国务院通令各省民政长：“前奉大总统发下王式通请定祀典说帖一件，又徐绍桢请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以孔子呈文一件。当经函交内务、教育两部核议。兹准该部复称，祀天配孔关系重大，请通电各省，征集国民多数意见，提交院议。庶可博采群言，折衷一是，明订条文，以垂永久等因，到院应将原案发交该民政长迅即查照筹议呈复可也。”
袁世凯令惩治鼓吹帝制者湖北商民裘平治等人曾上呈袁世凯说，总统尊严不若君主，国会即将成立，万一选举不慎，就会导致全国大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建议袁世凯暂改君主立宪政体而缓图共和。袁世凯就此事发布命令，重申坚持共和原则。命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使，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之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败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兴盲及此，忧愤填膺，所有同呈列名之裘平治等，著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倡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
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宋教仁字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882年生。12岁丧父，家境贫寒。1899年入漳江书院学习，1903年春考入武昌普通学堂。1904年2月15日他和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同年夏，参加了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任文书职。华兴会成立时决定于当年11月16日西太后生日在长沙举行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11月5日，他从常德到长沙筹款，知革命谋泄事败，便只身逃离长沙。12月13日宋教仁从上海到达日本东京。起初上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大学。他到日本后不久，即和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改为《民报》），于1905年创刊。第二期因刊登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出版后，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罪名，予以干涉，全部没收。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并担任《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1907年4月，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和白逾桓、日人末永节到东北安东运动“马贼”，谋占奉天，与南方响应，“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并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后因招兵失败，白逾桓被捕，宋教仁复返日本。他自东北回日本后的两年多来，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并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他也精通舆地学，所写的《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证明延吉为我国领土，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作了有力的揭露。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将注意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革命的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然运动不易；中策为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边地起义为下策。大家表示赞成采用中策。不久，他们又召集11省区同盟分会会长会议，宋教仁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这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在于右任所创办的《民立报》任主编。他在《民立报》上写过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抨击清朝反动统治的政论文章。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再次失败，使革命党人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意念愈加坚定。在谭人凤、宋教仁的活动下，同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到各省代表33人，宣读了谭人凤与宋教仁草拟的宣言和章程。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等中委担任。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同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唐绍仪辞职，宋教仁也一同退出了内阁。
在向西方学习中，宋教仁醉心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他是政党内阁和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他不顾一些党人的反对，积极活动，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几个小党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1912年底~1913年初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宋便以政党内阁组织者自居。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猛烈抨击袁政府，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引起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