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熊希龄内阁辞职是日，熊希龄内阁辞职，熊内阁仅存五个月（1913年9月11日至1914年2月12日）。袁世凯任总统后，实权始终在总统府，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习惯上分府院两方，其秘密者单致府方，而由总统直接复电，末尾署“奉谕特达，公府秘书厅”字样，而不经国务院。国务院仅办理照例公文。熊希龄曾欲图改变这种局面，使责任内阁名实相符，并曾令各省关于军事公文直达国务院。但各省文武官吏置若罔闻，重要电文仍直呈总统府，根本不把内阁放在眼里。熊氏知难而退，只好默认既成事实。关于废除省治问题，熊内阁原想对中国的地方制度大加改革，实行道县两级制，废除行省治。袁世凯认为他们的想法是书生之见，表示此事牵扯太多，须召集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会议讨论。1914年初，袁世凯命令各省派代表两名来京，召开行政会议。但各省代表尚未到齐，袁就取缔了国民党，使国会名存实亡。行政会议变为政治会议，讨论的内容完全改变。后来，政治会议讨论废省问题，熊希龄出席说明计划，大遭反对，并受到种种揶揄。袁世凯对司法改革报消极态度，熊内阁大政方针宣言所提出的“养成法制国家”不仅图为虚言，就连缓步改革都毫无进展。加之财政紊乱，国库空虚，陆、海军部及各省都督纷纷电请拨发军饷，熊束手无策，请求交通部挪借和交通银行垫款，但这两处都在梁士诒的把持下，公然拒绝垫付，使内阁陷于万难境地。后由袁世凯出面从梁士诒处取得500万元，转交熊希龄，熊不胜难堪，于是决心辞职。袁世凯挑选熊希龄组阁，只是利用他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当熊希龄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后，袁即将内阁视为建立独裁的障碍，决定废除国务院。1914年1月24日，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接着各省都督民政长群起呼应，攻击内阁制的调门越来越高，熊内阁的命运岌岌可危。熊希龄见事不可为，悲观失望，遂于2月3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辞职。9日，熊希龄正式上辞呈给袁世凯谓：“到任以来，旬经数月，黾勉从事，不敢惮劳”，“特是筹帷鲜效，孽理多疏”，“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准予辞职，另简贤能”。当天，袁世凯批准他“免兼财政总长，专任国务总理”，由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12日，熊希龄再上辞呈，袁世凯照准，并派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熊希龄辞职后，梁启超、汪大燮连上辞呈，袁世凯仍假惺惺地慰留，没有照准。梁启超愤言道：“大政方针本出自予一人之手，前之不忍去者，实待政策之实行，今以绝望，理应辞职。”2月18日，梁氏再次上书坚辞。袁世凯乃于20日照准梁启超和汪大燮辞职，以章宗祥接任司法总长，以严复接任教育总长，严未到任之前，由蔡儒楷暂行署理。熊内阁解散后，熊希龄于3月4日出任全国煤油督办，负责筹划探测和开发煤油矿事宜。梁启超则于2月19日接受了币制局总裁的新职位。汪大燮担任参政院副院长。张謇则仍留任农商总长。
2月14日北京政府严禁法官加入政党袁世凯颁发令文指出：“改革以来，官吏士庶每多借政党之名，以行其营私之实。迭经开诚告戒，以整肃纲纪，挽救颓风。京外各司法机关，为保障人民权力而设，凡属法官，尤应破除偏私，自处于不党之地位，以保持其独立之精神。乃今闻各省现任法官，仍未免挟持党见，广树党援，互相勾结，联为一气。用人既阿其所好，执法安望其持平。实于司法前途，大有障碍，亟应严行禁止。嗣后法官概不得加入政党，其经名列党籍者，并应一律脱党。著司法部通饬遵照并严密查察，如有阳奉阴违者，随时呈请惩处。”
财政部公布民国二年度“修正全国预算”（1913年7月至1914年6月），岁入55729.6145万元，岁出64223.6876万元，出入相抵，不敷8494.0731万元。
交通部与中英公司鉴订《上海枫泾铁路清还抵欠合同》根据合同规定，中方借款37.5万英镑，用以清还1912年1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商大仓洋行所借300万日元。同日，交通部还与商办江苏铁路公司在北京鉴订《赎回上海枫泾铁路议订条款》，将上海枫泾铁路收归国有，路款由交通部偿还。
2月15日北京政府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是日，第一届县知事考试开始，共计参试者包括各省送验现任知事21人，符合报名资格者2068人，各部各省特送试验人员329人。按照规定考取者将分发各省候用。试题多为政治、法律、时事之类。16、17日举行甄录试，然后将录取者分两场参试。20日为第一场第一试，考试内容有：（一）“法令之解释”，共为四题：①约法规定人民之自由权共有几种，有时此等自由权得加以限制，其理由安在；②新刑法凡律无正条，不论何种行为皆不为罪，其理由安在；③何谓四级三审制及利弊若何；④两级长官同时所发命令应以上级长官之命令为准，其理由若何。（二）“国际条约之大要”：①裁厘加税，载明中英续订通商条约，今欲实行是否有利无弊；②外国人于我国内地有无往来居住自由权；③有共犯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