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国会，已定明令，大局一定，猜议冰释”。
南方各省相继通电提出解决时局办法
（6月8日）
梁启超致电黎元洪，敦请先行四事，“以新观听”：（一）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二）克期召集国会；（三）委任段祺瑞组织新阁，并延揽各派俊彦，署理阁员；（四）惩办帝制祸首。并电告蔡锷，主张蔡及戴戡、陆荣廷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直接会晤，“解决时局”。军务院抚军副长、摄行抚军长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称“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若依据后起不正之法改为摄权，不仅于义军信誓有背，而大局或因此别生纷扰”，此为“生死存亡之点，急待磋商”。唐绍仪电请黎元洪遵照《临时约法》，“迅速召集国会，以决国是”；国会未开前，国务总理暂由段祺瑞代理。9日，蔡锷以滇黔护国军名义通电各省蠲除成见拥护中央，指出“目前善后要务，尤在收束兵事，保固治安，维持财政”，呼吁于最短期内解决善后诸事。同时军援陈宦，要求张敬尧调回西进部队。10日，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电黎元洪提出四项解决时局办法：（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旧约法；（二）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旧国会；（三）惩办帝制祸首13人；（四）撤退各路北军，召集特别军事会议，筹商善后问题。重申俟正式国务院成立，军务院即行撤销。护国军驻沪军事代表钮永建致电独立各省，称“黎大总统虽依法就任，帝制祸首依然盘踞军政财政”，“此间公议办法：（一）回复旧约法；（二）召集参、众两院；（三）依法组织内阁；（四）惩治帝制祸首”，请电军务院与北京“协议”。11日，梁启超致电滇、黔、桂、粤、浙五省都督、总司令，建议提出六项善后办法，作为撤销军务院条件：（一）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四）南省北军撤还；（五）废将军巡按官制，一律改称都督；（六）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直接晤商。同日，梁启超致电蔡锷，请勿轻许人阁，以督蜀为宜。13日，岑春煊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名义联合广西都督陆荣廷、湖南都督汤芗铭、护理广西都督陈炳馄致电黎元洪，提出解决时局四项主张：（一）黎大总统乃依法继任，非代行职政；（二）拥护民元约法，非民国三年袁世凯改定之约法；（三）恢复袁世凯非法解散的国会；（四）依据民元约法，指定总理，组织新内阁，交由国会同意。14日，蔡锷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改组正式内阁；召开军事会议，惩办帝制余孽。并致电张敬尧，称“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17日，程潜等力请蔡锷督湘，蔡以“川情复杂，未能即离，本军善后事宜亦须亲为部署，以全始终”，复电辞谢。
孙中山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
（6月9日）
首先声明反袁世凯的原因及动机，称“吾侪与袁氏并无私怨，为其坏约法，叛民国，是用讨之，以惩不义而奠我国家”。袁复辟帝制之罪孽，“皆由其以天下为私之一念而来”。目前求治之道无他，“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并电请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同时，孙中山以“袁死，内外情大变”，电令山东居正“按兵勿动”，候商黎元洪解决。10日、13日和26日，复分电广东朱执信、福建、四川石青阳等人照上述电令办理。11日，黎元洪电复孙中山，望“左提右挈，共济艰难”，未对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具体表示。13日，孙中山致电黄兴，征询解决时局意见，谓黎元洪如能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次日黄兴电复赞同，并望主持一切。14日，孙中山答上海《民意报》记者徐朗西问，称：“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斯时之民军，正未能从此息肩，而即云国是已大定也。”19日，孙中山再电黎元洪促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称“约法停废、国会解散，俱系前人越法行为，今日宣言承认遵守，不过以适法之命令变更不法之命令，愿公无复顾虑。”并对张怀芝违令屠戮临朐、安丘事，请严电惩究，并请电闽、粤军官，谨奉停战命令。
张勋召开第一次徐州会议。张勋邀集南京会议部分代表在徐州开会，原本为拥护袁世凯，后因袁去世，改为讨论国家前途政策。参加者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及京兆、热河、察哈尔等特别区代表，讨论解决时局“要纲”十条，经议决后通电发表。主要内容为：（一）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二）保全袁世凯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催促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六）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七）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旅饷项通力合筹；（八）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电力争，以尽忠告之义；（九）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