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报告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上海等地讨袁情形。内称：“吾党如不得粤，前途殊甚可虑，今之党员，始终不动摇于势利者，能有几人？即日本交涉，亦必以权力为判（三井许下粤后假50万，唐少川亦许假30万，他事类此），念之滋怵。”又言“青木对于吾人尚能表示好感”，并询问孙与岑春煊等见面后的情形，以及日本政府近来对中华革命党的态度。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军事活动以淞沪、武汉、广东、山东为重点，广东以朱执信、邓铿为领导中心，山东由居正总负责。22日，孙中山委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以便于中部讨袁军事行动的调度，并负责就近联络湘鄂两省。3月12日，孙中山又复电陈其美，允汇款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和运动第二舰队反正费用。19日，孙中山电请陈其美兼任江苏司令官。
日俄就中东铁路交易进行试探。根据日本临时阁议决定，日驻俄公使本野一郎向俄外交部提议将中东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转让与日本，日本允向俄国供应武器，与俄订立同盟。但俄国政府则力图巩固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地位，只愿将处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长春至松花江路段售予日本，作为日本提供武器的回报。4月，日本再提出俄国在适当条件下将长春至松花江岸陶赖昭车站的铁路让予日本，并提出将松花江至哈尔滨路段交日本经营，以及俄国承认日本船只在松花江的航行权。俄国对日本企图染指俄国势力范围的要求断然拒绝，答复准备转让长春至松花江岸的铁路，愿意将俄国在松花江的航行权转让日本，并表示倘若中国政府不准许这种转让，俄国政府将绝不支持中国政府。
中华革命党人发动长沙暴动
（2月19日）
云南、贵州独立讨袁后，湖南革命党人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自日本回国，在上海图谋回湘起义响应。当时湖南将军汤芗铭拥袁甚力，而其兄汤化龙则声言与革命党合作讨袁。因而不少人以为汤芗铭即将改变态度，亦引起袁世凯的猜疑。汤芗铭遂与其心腹舒礼谋，秘密派人去上海引诱革命党人回省举事，商定湖南独立后由汤芗铭任都督，舒礼任民政长；同时调派军警布防，事成则见风使舵以保禄位，事败则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取信于袁世凯。杨王鹏、孙绍基、李岳松等赶速赴湘，策动长沙第三十九混成旅及汤芗铭模范营起义。由于少数急进分子必欲“先期举发”而争功，杨王鹏不得已于是日发难，率革命党人数十人，身怀炸弹，向汤芗铭将军署及附近之军械所、警察厅、高等审判厅等目标冲去，击毙卫兵5名，余皆纷纷逃散。但原作为内应的模范营突然背约反戈，暴动旋即失败。杨王鹏、孙绍基、龚铁铮、李岳松、毛邦华、湛文炳、杨诒庆、陈树生等27人惨遭杀害，李泰阶等7人被判徒刑，遭株连者达40余人。此后，湖南革命党人暂时放弃了夺取省城计划，致力于各地武装起义。
孙中山为筹反袁军事费用向日本商人借款。孙中山向日商久原房之助借款70万日元，作为反袁军事费用。孙应允一旦反袁事业成功，所有借款负责如数偿还，并尽其所能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及实业家赞助久原对今后“中国之一切实业”的投资计划。以后，孙中山又直接、间接经久原获取借款，计有：3月8日20万日元，3月16日30万日元，4月8日和27日两笔额外款项共20万日元。总计孙中山向日商久原借款140万元。直至1965年久原去世，仍保存着这笔借款收据。
袁世凯设临时军务处。该处设于统率办事处内，负责调配征讨护国军军事行动。共分6股：唐在礼主参谋股，唐宝潮主征滇股，蒋雁行主征黔股，李准主江防股，曹锐主军需股，帕勒塔主蒙边股。20日，袁世凯又议组征滇第二军，主干为驻鄂第九师全部，张勋、倪嗣冲各出十营，驻鲁第五师步兵一团炮兵一营，驻陕军一混成旅，驻奉第廿、廿七、廿八师各一混成旅，余由他省选调骑兵数营并合。此外调皖军赴赣，赣军西上，豫军防鄂。各省闻命后，均以防务紧急，兵不敷用为辞，拒绝应调。
2月20日。外交部奏准在英属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地区）设置总领事。25日，北婆罗洲总领事馆设立，派谢天保署理总领事。
2月23日。袁世凯申令延缓登极。袁世凯在日本警告的威胁下，加之国内反对帝制复辟的行动日盛，不得已申令登极之事“必须从缓办理”，并伪称“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
袁世凯下令兴建水利工程。令中称除近畿河道业已兴工外，前拟其他水利工程皆因筹资、经理问题，未克速办。并以导淮及浚洞庭为重点工程，责成各部门及各省巡按使，“次第规划，先行遴员，调查测绘，一面筹集款项，依次兴工，务收实效，总期数年以后，各省要工，一律完竣，以兴农业而辟利源”。
农商部特颁安徽茶商胡元龙一等奖章。胡元龙为祁门南乡贵溪人，于清咸丰年间开垦荒山5000余亩，种植茶树。光绪年间因绿茶销路不旺，乃成立日顺茶场，研制红茶，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推广。安徽巡按使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