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古今不易”，国民代表已研定国体，而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扰已定之国基，树人民之公敌”，吁请“大张天讨”。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等奏请
（1月12日）
将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从祀关岳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依据。14日，湖北宜昌神龛山石洞发现石龙，袁世凯令妥为保护，竟传为祥瑞。
1月13日。哈尔滨双合盛火磨以20万卢布买妥俄商地列金火磨，继续生产“红鸡”牌面粉。
龙建章潜离贵州
（1月14日）
云南宣布独立后，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地位尴尬，试图周旋于袁世凯及讨袁力量之间，故有请重决国体通电之举。其通电被驳回，即以母病告假三个月，是日离开任所。15日，袁世凯以龙建章滇乱未平，率行请假，“实属有意规避”，令着先行离任，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遗缺特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之兄刘显潜署理，设法拉拢，借以削弱西南力量。17日，贵州省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举行联合大会，一致议决“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皆非先由本省亟谋自主不可”，并公推刘显世为都督。
唐继尧与任可澄致书梁启超盼长江下游发动
（1月15日）
唐、任在书中称滇黔虽已起事，但西南局势尚未见明朗，对于大局也非至关重要，而“长江下游一有动摇，全局立可解决”，盼长江下游发动。并称德、法两国领事对云南独立态度亲善，而英领事稍持异议，请梁积极为西南策划外交及建国问题。梁与江苏督军冯国璋有联络，时正在上海联络陆荣廷，谋与云南一致讨袁。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文章称：“1915年与1916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自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要求1916年之青年，其思想行动须“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须“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须“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
上海、江苏饥民发动闹荒风潮。上海南汇县饥民反对屯田缴价、清丈沙田，数百人在御界桥一带向富户要索钱米，并集议起事。15日，饥民数百又至张江栅要索钱米，要求停办屯田、清丈，警察开枪镇压，死伤数人，大动公愤。饥民愈聚愈众，连日来在南汇、川沙各处“闹荒”者达六七千人。19日以后，“闹荒风潮”漫入上海、奉贤县境，饥民两三千人连日拥至上海县三林塘、六里桥等处要索钱米。淞沪护军使连夜派兵渡浦驶往镇压，饥民旋被击散。2月13日，江苏南县饥民300余人至七团镇“闹荒”，被防军击散。
蔡锷率云南护国第一军主力自昆明进击四川
（1月16日）
中路先遣队董鸿勋支队已于1月10日先行出发，抵四川永宁（今叙永）后曾与驻永宁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会商响应之计。是日，蔡锷率中路主力赵又新、顾品珍第二、三梯团自昆明出发，取道黔境向四川进军，并发布《告滇中父老书》、《谕四川同胞文》，再次重申护国军讨袁决心及严明之纪律。
孙中山于东京致书康德黎夫人
（1月18日）
孙中山吁请英国官员勿受袁世凯欺瞒，指出：“英国竟无视袁世凯昭然若揭之亲德倾向而甘受愚弄，实令人诧异。”“香港、上海及新加坡等地之英国官员，居然与袁世凯合作而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其行动似乎受命于袁世凯，而非本国政府，视袁世凯直若其主子或上司。此种行径必贻英国政府以不良之后果。”。
留沪国会议员孙洪伊等活动反袁驻沪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李述膺等致电驻华各国公使，谓袁僭称皇帝，已失其元首资格，凡有对外交涉均属一人之私图，我全国国民断无承认余地。3月3日，孙洪伊等在沪再发表通告各友邦书，谓“袁世凯叛国称尊”，国民“决心除此残贼”，望各国亲善民国政府，“弃绝背叛之****”。21日，孙洪伊等布告誓除****袁世凯。25日，谷钟秀、孙洪伊等50人通电各国公使，表示“誓除袁氏，以靖乱原，断不取一时姑容，永贻后患”，并望各国“同情”。
留尼汪岛华人向当地总督提出“中华商会”新章程，6月24日获得批准。
新华宫发现图谋刺袁事件
（1月19日）
刺袁案主谋为京师警察厅督察长袁英，其为帝制功臣十三太保之一袁乃宽次子，并与袁世凯认作同宗，故行动不为人所注意。袁英先是致书各省督军，约期举事，并以血书运动模范团。张作霖得袁英函后，即向段芝贵告密，段以原函密呈至京，事遂发，袁英被捕入狱，内史沈祖宪、内尉瞿克明等人亦有牵连。新华宫经查后，得炸弹50余枚。此案几经调查，终因牵涉甚广，未加深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