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身之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光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因他而起的，儒家思想真正进入庙堂，被称为正统文化和董仲舒是有莫大关系的。
董仲舒出身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他专心学业，据说“三年不窥园”，宅中庭园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未曾分心。他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儒学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在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见识卓越，言辞得体，为汉武帝所看重。
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国相。江都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然而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治国，得到江都王的尊重。相处久了，江都易王问董仲舒：“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和范蠡谋划讨伐吴国，消灭了他们。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也认为越有三仁。桓公向管仲商讨疑问，寡人向董君求教问题。”董仲舒回答说：“臣愚笨，不足以解答大问。听说当年鲁君问柳下惠：‘我想讨伐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好。’回来后他忧心地说：‘我听说征讨之事不问仁人，为什么要问我呢？’只是询问就如此羞愧，更何况是用计进攻吴国？这么说来，越国无一仁人。仁人本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以孔子门前，五尺孩童羞称五伯，因为他们先行诈谋而后再讲仁义，在君子门前无法称贤。其实五伯比其他诸侯贤能，但同三王相比，就如同用石头和美女相比。”江都易王赞赏地叫道：“说得好。”
董仲舒在家中闲居时，得知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殿都发生了火灾，于是借此宣传灾异学说，对现实行政自然免不了批评。草稿尚未完成，主父偃正好前来探访，出于嫉恨之心，偷走了草稿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为此召见群儒，把董仲舒的文字给各位儒生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文章，极力贬低为下愚之作。董仲舒因此被捕，经过审讯定罪，应当处死，汉武帝诏令赦免。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议论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公孙弘治《春秋》之学，水准不如董仲舒。然而他善于察言观色，灵活处世，地位至于公卿。董仲舒看不惯公孙弘阿谀逢迎的作风，被公孙弘嫉恨。公孙弘听说汉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极其任性骄狂，多次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便向汉武帝建议任命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到任后，胶西王听说这是著名的大儒，对他反而十分客气。但是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终究会出问题，只好借病辞职。他回到家乡之后，也只是修学著书，并不用心于家产经营。
宋人石介《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写道：“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儒学未必占据了压倒其他一切学派的地位。而“硗确”两字，其实也贴切地反映了董仲舒本人始终未曾显达的命运和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宋代学者苏舜钦曾经写过一首《过下马陵》诗，前两句是：“下马陵头草色春，我来怀古一沾巾。”诗句表达了怀古礼贤的心意，主题是对董仲舒和他当时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纪念。此外，宋人戴复古“下马陵前感慨深”，元人王恽“下马陵前拜秋草”，谢应芳“浇酒林庄下马陵”，元人黄溍“时有北人来下马，不知秦树几啼鹃”，金人元好问“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以及明人黎民表“碑在千秋下马陵”等诗句，也都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使儒学成为文化正统的董仲舒的深情怀念。
有意思的是，唐人对董仲舒墓的遗存，似乎并没有太多凝重而严肃的敬意。白居易《琵琶行》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名句。又如僧皎然《长安少年行》诗：“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说到“虾蟆陵”时，也不免语句轻薄。这当然和唐代儒学并不一定总是摆出庄严冷穆的面孔有关，或许也反映了普通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儒学形象，原本有亲近人生的一面。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仁义自成”瓦当，也都是体现当时文化观念的重要遗存。石渠阁，是汉代宫廷图书档案馆。这里收藏着最丰富的文化精华。《汉书·刘向传》和《儒林传》都记载，这里曾经多次举行“讲论五经”，“五经诸儒，杂论同异”的儒学学术辩论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依然可以看到石渠阁夯土基址的存在。石渠阁遗址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