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案作奸的官员很少，活儿清闲，于是这个职位便兼及政务，大致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极其敏感。刘邦思索多日，难以确定新的御史大夫人选。某日，刘邦又想起此事，下意识地摆弄御史大夫的印信，口中自语道：“这印信该授予谁呢？”一转眼，他瞥见在身边忙碌的掌玺御史赵尧，顿时觉得心头一亮：对啊，这小子机警灵活，御史大夫之职非他莫属啊！于是，下诏任命赵尧为御史大夫。
这位赵尧，年纪尚轻，素无战功，资历浅薄，乃原御史大夫周昌手下的四十五个御史之人。此番仅凭一个建议，便进入皇帝视野，一跃成为位居“三公”之列的御史大夫，令满朝文武颇感意外。
群臣不解，皇帝刘邦却自有他的道理：通过前次沛丰系老臣集体反对易储之事，刘邦就意识到，不论是从眼下易储的需要，还是从强化君权的长远考虑，自己都有必要重新培植一股独立于沛丰系之外的新势力，以制衡沛丰系那股老势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毫无政治根基并且连吕后、周昌都敢防范的这位年轻人，乃是绝对忠于皇帝的最佳人选。
这会儿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赵尧此次升迁的历程，或许他早就从垂涎御史大夫之职，因而才向皇帝进言外放周昌出任赵相，以便为自己腾出这个位置。倘若果真如此，这位赵尧亦当属于那种富有远见的谋略大家。
张良摆下的乌龙阵
尽管赵王刘如意已经携带赵相周昌远赴赵地就国，但是，皇帝易储之心未改。吕后对此洞若观火，为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她四处找人活动，总是苦无良策。有人出主意说：“留侯张良多谋善断，而且深得皇帝信任，您不妨向他问计。”吕雉闻言，茅塞顿开，即刻派其兄建成侯吕释之办理此事。
自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以来，精于“黄老之术”的张良便以身体不好为由，闭门不出，在家中辟谷绝食修炼道行，不问政事。其实。张良这种做派所蕴含的明哲保身意图，包括皇帝及吕氏兄妹在内的许多人，都心知肚明。好在平日无事，也就听之任之。眼下皇帝欲废立太子，这等大事，哪里还容其继续袖手旁观？
见到张良，吕释之开门见山地讲明来意：“先生乃皇帝最信任的谋臣，如今皇帝欲易太子，先生怎能在家高枕而卧？”
张良推辞道：“以前，皇帝处于危急之中，幸用臣计。而今天下已定，皇帝以情感缘故而欲废立太子，这是皇室家事，涉及骨肉之情，即使有一百个张良，也没有办法啊！”
吕释之早就料到张良会唱这么一出，便斩钉截铁地向张良摊牌道：“我受皇后所托，向先生讨教，请先生万勿推辞！”
张良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吕后的为人和当下的情势。自己研习“黄老之术”，目的不就是为了明哲保身吗？可是，如果真的开罪了皇后，今后还如何能够保身？
前思后想，张良答应合作，并谈了自己的意见：“皇帝易储之心坚决，单靠口舌之辩难以奏效。若欲阻止皇帝易储，非‘商山四皓’不可！先前皇帝曾下诏求贤，此四人因皇帝待人欠礼，相继隐匿于商山之中。皇帝对其仰慕已久，而‘四皓’却誓不为汉臣。如今，可让太子亲笔修书，派能言善辩之士携金玉布帛，前往商山好言相聘。待‘四皓’出山之后，令其充当太子宾客，并随太子入朝。皇帝得知辅佐太子的是‘商山四皓’时，必感吃惊。那时，事情就有转机。”
吕释之受计，辞别张良，回报吕后。吕后依计而行，果然请得“商山四皓”，然后依照张良之计，让四位老头儿悄然隐居于吕释之府中的密室，等待出场时机。
惩诫萧何
笔者这会儿在讲述刘邦易储风波的过程时，还有必要提一下刘邦此间惩戒丞相萧何一事。
刘邦东征黥布之后，取道沛丰、曲阜，于汉高帝十一年十二月返回京城长安。皇帝的銮驾刚近城郊，就看见道路两旁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告御状的百姓，他们的上书均指称相国萧何收受商贾贿赂，同商贾沆瀣一气，巧取豪夺，侵占民田。
目睹此景，刘邦心中不怒反乐。回到宫中，萧何前来谒见，刘邦笑道：“相国居然取利于民啊！”说完，随手将百姓的诉状递于萧何，道：“相国自己去向百姓交待吧。”
对于统治者来说，民心固然重要，但在非常时期，更重要的则是当下政权的稳定。所以，当相国取利于民的把柄被抓在自己手中以后，皇帝刘邦心中最多的感受恐怕就是幸灾乐祸，却丝毫没有惩罚相国的意思。
再站在萧何的角度来看，强夺民田的自污行为，原本就不是出于自己的初衷，作为相国，萧何内心其实是时刻在关心着百姓利益的。此刻，见皇帝心情不错，他竟然忘乎所以地请求道：“长安地狭，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荒芜，陛下可否准许民众入苑耕种？”
萧何这番不合时宜的话，立即就把刘邦给惹怒了，马上翻脸骂道：“你强取民田，收受商贾贿赂，这会儿反倒为民请命，欲耕上林苑之地，居心何在？”随即令武士将萧何拿下，交付廷尉审理。
相国被拘，朝野震动，但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