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群臣都没能够料到这位蒯通特别有种，他朗声答道：“是的，我是曾经这样教过他。可惜韩信这小子不用我的计策，所以才遭到灭族的下场！他若采纳我计，陛下又如何能够将他灭族？”
刘邦听了大怒，喝令武士：“将其烹之！”
蒯通大呼冤枉。刘邦气乎乎地责问道：“你小子教唆韩信造反，烹你何冤？”
蒯通于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分辩道：“秦朝末年，纲常败坏，关东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有本事、腿快者，便能够率先得鹿。跖的狗吠尧，不是因为尧不是好人，而是狗为其主，非主即吠。当年，我作为韩信的部下，只知韩信，不知陛下。况且，天下欲成就陛下之业的英难数不胜数，他们只不过是能力不够、时运不济罢了。陛下难道能够将这些人全都烹杀吗？”
蒯通的这番话十分雄辩，刘邦听后也觉得颇有道理，再加上佩服这小子的胆量和坦荡，于是下令松绑，赦其无罪。就这样，蒯通依靠急智和辩才，为自己争取了一条活路，真正堪称儒生之中的典范！
二、梁王彭越的下场
彭越出身于巨野渔霸，其经历、性格与刘邦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假使二者不是君臣关系的话，两人很可能会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然而，造化弄人，彭越偏偏就做了刘邦的臣子。那么，彭越的“英雄”也就成为刘邦的忌惮。
遭遇“欲加之罪”
吕后在萧何的协助之下，以“淮阴侯谋反”这个并不确凿的罪名斩杀了韩信，为老刘家铲除了一个心腹之患。下一个倒霉的，便轮到梁王彭越。
公道地说，这位彭越，其实算得上是个乖巧之人，自打被刘邦封为梁王之后，他曾于高帝九年、高帝十年，数次远赴长安朝见皇帝。至于距梁国稍近的陪都洛阳，去的次数则更多。之所以如此殷情，同他自己的出身和处世观念有关：此人出道之初，就以善于自保著称，一般不会主动招惹事端。楚汉相争结束之后，他从一名巨野渔霸一跃成为南面称孤的诸侯王，其内心世界是相当满足的。再加上年纪大了，也知道再不可能折腾出什么新鲜名堂，也就只求永保梁王尊位，安享富贵人生并福荫子孙。除此以外，别无他求。
然而，也许是命中注定，彭越越是小心谨慎地把握着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老天也就越是给他出难题。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冬季，驻守北疆的代、赵两国军事总督陈豨发动叛乱，天下震动，刘邦御驾亲征，并传檄天下诸侯发兵相助。彭越在这类事情上，素有“两龙方斗，且待之”的禀性，便称病不往，只是派出一名偏将，率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前往邯郸应付一下。身处危急关头的刘邦，对彭越这种做法十分不满，特地派使前往定陶责备彭越，自此，君臣之间开始出现裂隙。
梁王彭越见皇帝动怒，心中恐慌，准备亲自面见皇帝谢罪，其部将扈辄劝阻说：“大王您最初称病不去，现在皇帝责备下来您又去，一去必定会被他们擒获，不如干脆发兵反汉算了！”
其实，扈辄的这个建议颇有见地，试想，前有臧荼、韩信等异姓诸侯王败亡的先例，眼下既然皇帝与你梁王之间已经出现隔阂，还抱持什么幻想呢？真不如趁着北疆大乱、皇帝首尾不能相顾之际，起兵反汉，趁乱扩大疆域，也好捞个日后谈判的资本。最不济，也比坐等皇帝平息叛乱之后，再回过头来从容收拾自己要强！可惜彭越犯了与韩信同样的错误，他始终认不清刘邦的本质，仍对皇帝存有幻想，便一口拒绝了扈辄的建议。不过，彭越也不敢再去面见刘邦，索情继续装病，静观时变。
不料，二人所议之事传到梁国太仆的耳中，太仆自以为掌握了梁王隐私，行事日渐骄横，以致激怒彭越。彭越扬言要治其死罪，太仆怕了，设法逃出梁地，去向皇帝刘邦告密。
其时刘邦已击败陈豨叛军，暂住洛阳，他听了梁太仆关于梁王彭越与其部将扈辄合谋造反的报告，并不过于吃惊，但也不是十分相信。因为通过此前臧荼、韩信等人的所谓造反事件，刘邦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诸侯的实力都无法与中央政府抗衡，绝大多数诸侯王其实都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去与皇帝为敌，所谓诸侯王被告造反，无非是其下属发泄私愤或欲进身求封的一种手段而已。不过，即使刘邦心中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欢迎这类举报，因为唯其如此，自己才能牢牢抓住那些异姓诸侯王的把柄，在政治斗争中充分掌握主动权。
正是基于对彭越的充分了解，刘邦举重若轻，仅派遣一使团，以探望慰问生病的梁王为名前往定陶，轻而易举就将一世枭雄彭越带回洛阳。同时被抓的还有那位属将扈辄。到了洛阳以后，梁王被直接投入监狱，刘邦并不与之相见。
所谓的梁王彭越谋反案，其内容十分简单，两次开堂审理，案情便水落石出。负责此案的廷尉宣义明知彭越无罪，但他揣测皇帝的意思之后，以“彭越不听扈辄之言，无意叛汉；但彭越不诛扈辄，足见其对汉室心怀不满，反形已具”定案，并上奏皇帝。
刘邦本来就对异姓诸侯王心怀猜忌，如今，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