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应该只能视为陈豨后来叛乱的引子，在潜意识中对他有一定的消极暗示作用。真正导致陈豨把叛乱付诸实施的，则是他在镇守北疆时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事。
刚才说过，这位陈豨属乃于“豪杰”之流，他和皇帝刘邦一样，都是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崇拜者，为人任侠仗义，爱结交天下豪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刘邦与他惺惺相惜，对他格外垂青，并委以镇守北方的重任。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当陈豨成为一位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之后，他的这种“任侠”做派，却又成了与皇帝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大家知道，信陵君魏无忌最令天下人称道的是他广交天下豪杰的做派，其鼎盛时期曾有门客三千多人，这一点令天下许多豪杰都羡慕不已。作为信陵君的崇拜者，陈豨过去即使是有心养士，也没有相关条件。如今情况却大不相同，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他既有赐食养士的条件，又有招贤纳士的名望。于是乎，北疆的富商巨贾、豪杰少年乃至侠客强盗，纷纷前来寻求庇护。陈豨则一概来者不拒，从而给自己的前途埋下了隐患。
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一月，因贯高谋逆事件，刘邦改封代王刘如意为赵王，拜周昌为赵相，总理国政。事有凑巧，周昌刚到赵国国都邯郸赴任不久，恰逢陈豨回封邑阳夏休假路过邯郸，他此行仅随从宾客就有千余车乘之多，前呼后拥，连绵数里，把邯郸城里的所有旅舍都占满了。周昌见陈豨如此派势，心中暗暗吃惊，事后再一打听，皆言陈豨招降纳叛，蓄养门客，并与一些富贾巨猾过从密切。周昌由此开始怀疑陈豨心存异志，遂将此事密奏皇帝。
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七月，太上皇驾崩，刘邦在栎阳宫殿为父亲治丧，梁王彭越、楚王刘交等诸侯都赴关中参加葬礼。陈豨也接到参加太上皇葬礼的通知，但因为周昌密奏其图谋不轨之事已有风声传出，他因担心重蹈韩信覆辙，便称病未去。
刘邦起初在收到周昌关于陈豨图谋不轨的密奏时，并未过多在意，毕竟皇帝自己也属“豪杰”之流，对这种事情尚持理解态度。但是，陈豨不来京城参加太上皇的葬礼，却令皇帝开始怀疑他心中有鬼，于是令周昌密切监视陈豨的动向。至此，君臣之间的相疑，逐渐趋于公开化。
此间，活动于匈奴边境的韩王信，则趁机委托伪赵的王黄、曼丘臣等人，劝说陈豨叛汉。陈豨反复权衡，料想自己与皇帝之间的裂痕已绝无修复的可能，便索性自立为代王，公然叛汉。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叛乱行动，由陈豨、韩王信、赵王利三家共同组成的反汉联盟，给成立不久的汉帝国造成空前危机。陈豨自己率领的直属部队，在短时间内便攻下常山郡的二十二座城池；陈豨部将侯敞率领的一支万余人马的军队与王黄的部队配合，攻下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南）、曲逆等地；陈豨的另一位部将张春率军渡过黄河，向齐国的聊城进犯；由韩王信引导的一支匈奴骑兵已经攻打到参合（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地区；赵王利率领的军队则牢牢控制着马邑、东垣等城池。刚刚成立的大汉政权，岌岌可危！
刘邦闻报，大惊失色，立即传檄天下诸侯出兵会于邯郸，自己则与左丞相樊哙、太尉周勃等人，兵分三路北上平叛。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随军北上的还有留侯张良，此公近年来一直远离政坛，辟谷修道，此次由于形势十分危急，刘邦遂邀他随驾远征。而素有军事天才的淮阴侯韩信，则托病不往。
刘邦到达北疆时，陈豨叛军已据有漳河以北之地，与汉军隔河对峙。此间，各诸侯国中，除齐国及燕国在各自边境与来犯叛军进行抵御性的交战之外，只有梁王彭越派出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到达邯郸待命，其他南方诸侯因路途遥远，短期内尚无法赶到邯郸。因此，北疆战场上，汉军在兵员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面对这种局面，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一面就地张榜招兵；一面颁布诏令：赵、代等地丧师弃地的将领以及被迫归顺叛军的吏民，一律被赦无罪。意在用此办法补充兵源并瓦解分化叛军。
采取这两条措施之后，刘邦便又开始做秀：他让周昌从赵地境内挑选了四位能领兵的壮士，带到驾前，皇帝亲自授予他们将领职位，再分别封赐食邑千户。四人走后，周昌、夏侯婴等人不解其意，质询皇上：“自陛下起兵以来，有多少将士追随陛下，大多数人并未受过此等封赏，如今这四人无尺寸之功，为何反倒受封？”刘邦于是便把谜底解开：“你们懂什么？若陈豨造反成功，连整个赵、代之地都将为他所有，何况这区区四千户？朕传檄诸侯共击叛军，至今未见一兵一卒。没有办法，只得靠赵地子弟为我冲锋陷阵，故以此四千户来激励他们为朕建功。”众人这才明白皇帝的用意。
封赐燕赵四位壮士之后，刘邦又联想到燕赵之地乃是战国名将乐毅故里，听说乐毅尚有后人居于此地，便令人将一位名叫乐叔的乐氏后人找来，将其封于乐乡，号“华成君”。
刘邦做完这两个秀，预期的效果立马显现：赵地吏民见四壮士被皇帝重用，乐叔被封，皆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主动前来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