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所有官员皆能征善战，自贤王以下至大当户，均可统兵，多者万骑，少者数千；此外，另置二十四名地方区域长官，职号为“万骑”，职务约相当于秦朝的地方郡守。
完善政体以后，冒顿再次开疆拓土，挥师北上，征服了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铁骑多达四五十万之众。至此，冒顿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他的文治武功征服了所有的匈奴人，匈奴贵族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对他尊崇有加。
荡平周遭几乎所有的游牧部落之后，冒顿将战略重心南移，兵锋直指匈奴的宿敌——中原诸国。汉朝初期的韩王信叛汉事件，即发生在这个时期。
韩王信勾结匈奴叛汉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刘邦采纳陈平之计，以巡狩云梦为幌子在陈地将楚王韩信擒获，后经大夫田肯暗示，不治韩信死罪，而是将其带回关中，安置于汉廷的监视之下。
时间进入高帝七年正月，刘邦采纳田肯建议，举行封侯仪式，将韩信改封为淮阴侯，把原属韩信封国的楚国一分为二：以淮西薛郡、东海、彭城等三郡计三十六县为楚国；以淮东会稽、泗水等三郡计五十三县为荆国，分别封赐给自己的从兄刘贾和幺弟刘交，其中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又过了几天，刘邦又册封其长子刘肥为齐王，辖临淄、济北、胶东、胶西、城阳、博阳等七郡共七十余县。
与一年之前刘邦于定陶称帝时期，以战功分封诸侯王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刘邦此间册封的诸侯王全部都是刘氏宗亲。刘贾、刘交曾追随刘邦征战四方，尚有些功劳可表；其长子刘肥长期留守沛丰老家，何来战功可言？刘邦之所以要靠强权来分封刘氏宗亲，主要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考量。
历史教训方面，刘邦把秦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呈“金字塔”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当天下出现变故时，皇族宗亲没有实力从侧面给予援助。现实考量方面，天下初定，难保一些异性诸侯王不存有二心。实行宗亲分封办法以后，地方上的刘氏诸侯则可对中央政府形成屏藩之势，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旦天下有变，毕竟还是自家人靠得住，如此则可以共同镇抚天下。
然而，正如陈平当年所言，割分天下如同割分猪肉，能否分得公平合理，确实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这次刘邦对刘氏宗亲封王，既然照顾到了刘氏亲王的利益，那么同时势必也就会损害其他异性诸侯的利益，而首当其冲者就是韩王信。
韩王信乃是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十一月，受汉王刘邦托请，率军击败了项羽所扶立的韩王郑昌，刘邦兑现承诺封其为韩王，迄今已有数年时间。因为天下动乱，韩国的领土几经变迁，到刘邦定陶称帝之时，韩国大体辖有洛阳、巩县以南，南阳、叶县以北及东部的淮阳地区。这个位置，往西可以进攻汉朝的国都长安，向东可以威胁齐、楚两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考虑到齐、楚两国的诸侯王已由外姓人换为刘氏自家人，刘邦觉得让韩王信卡在中间，早晚是个祸害。于是，在封立宗亲之际，顺便下了一道诏书，将原属太原郡及定襄郡的三十余县，划做新韩国的领土，令韩王信迁徙此地，并指定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国都，原韩国的领土则划归汉国中央政府直辖。如此一来，中央政府的版图便可直接与齐、楚两国的版图接壤。
刘邦此举除为了化解韩国对中央政府及齐、楚两国的威胁之外，还有一层用意：当时北方的匈奴日渐强大，时常南下骚扰关中地区，将韩王信迁徙于太原以北，让韩国直接面对匈奴，等于是给南面的汉帝国罩上一层屏障，两者之间多了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然而，世间万物总是具有其两面性，有利则有弊。就在刘邦打着韩王信的如意算盘时，却没想到迁徙到山西地区的韩王信，竟然来了个借坡下驴，给他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和伤害。
原来，韩王信在接到皇帝让他从中原迁徙到西北的诏令之后，心中简直是一百个不情愿！但是，此人本质上乃是刘邦一手扶植起来的诸侯王，他自己根本没有本钱与刘邦讨价还价，只得奉诏行事。在迁徙过程中，韩王信上书皇帝，请求将国都设在距匈奴更近的马邑（今山西朔县），其理由是：韩国地处边境，匈奴时常入侵，晋阳远离边塞，故请求将国都设在马邑，以利镇抚边疆。话说得冠冕堂皇，其真实用意不得而知。刘邦那边也未加深究，即批准了这个请求。
正如刘邦所料想的那样，韩王信迁徙到马邑不久，便与匈奴兵戎相接。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秋天，匈奴第二代单于冒顿亲率铁骑南下，将韩国国都马邑团团围住。韩王信惊慌之余急向中央政府求救，与此同时，他担心汉军远水难解近渴，便又数次派出使者同匈奴讲和。
刘邦在得到韩国边境告急的文书之后，立即发兵前往救援。但是不久，又听说韩王信派遣使者与匈奴来往密切，不禁怀疑韩王信生有二心，于是又派遣使者致书责问。据《汉书·韩信传》记载，这封诏书是这样说的：“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