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中秦地，山环水绕，关塞坚固，如若天下有变，百万之众，立可聚集。而且，关中土地肥沃，号称天府之地，陛下若建都关中，即使天下发生变故，关中总能保持安然无恙。这就如同您与别人打架，若不扼住对方的咽喉，按住对方的后背，就不能全胜。倘若在关中建都，就好比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按住了天下的后背，胜券在握啊！”
刘邦听了娄敬的这番分析，觉得颇有道理，但迁都之事毕竟事关重大，便征询群臣的意见。那些大臣多是中原人士，不习惯关中的生活习俗和自然条件，于是备言周室以洛阳为都，兴盛长达数百年，而秦朝建都关中，二世即亡的历史教训；并且，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淆渑，背河向洛，其险足可固守，因此，不如依旧建都洛阳。
大臣们的这个意见好像也很有道理，刘邦一时没了主意，便去向张良讨教。张良分析说：“洛阳虽然也还险固，但方圆仅数百里，地方狭小，土地贫瘠，且四面受敌，确非长久用武之地。相比之下，关中左临淆函，右据陇蜀，沃野千里，关河阻塞；南有巴蜀之富饶，北有胡苑之便利，背依三面而坚守，独留东面以制诸侯。诸侯咸服时，可溯河、渭而上，以输贡赋；诸侯有变时，顺流而下，以运粮草。这便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很对，陛下应当迁都关中。”
刘邦见智囊张良也是这个主张，于是下定决心迁都关中。娄敬因进言有功，被拜为郎中，号“奉春君”，并赐姓刘氏。
关于这次迁都，《史记》记载称“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当天就启程，可谓雷厉风行。因咸阳宫殿早年曾被项羽焚毁，刘邦君臣只得暂居栎阳，并令萧何进驻咸阳，负责监修咸阳宫殿。这个时间约是汉高帝六年六月，即公元前201年7月。
大汉帝国迁都长安以后，处在战略前方的洛阳，便作为大汉帝国的陪都而保留，一般都由刘邦亲自坐镇，用以镇抚北部边疆和关东诸侯；而处在战略大后方的国都长安，则在相国萧何的佐助下，由皇后吕雉把持。因而，汉朝建国之初，刘邦、吕雉在经营他们的“家天下”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其实都是维持着一种“前店后厂，夫妻分工”式的政治格局。
汉初由秦制改良而来的政治体制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汉朝的政治体制，其主体结构都是从秦制承袭而来。所区别的是，汉帝国建立之初，由于天下尚处于军阀混战的纷乱之中，在这一特殊背景之下，汉初时期，帝国实行的其实是中央集权与裂土分封同时并行的政治制度。
这一政体的实质就是：各诸侯王由皇帝册封并听命于皇帝，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自治，但每年须向中央政府承担一定数额的贡赋和徭役；而在皇帝坐镇的中央政府辖区内，则实行中央、郡、县、乡等四级政权网络。这里专讲一下中央政府相关机构和制度的配套设置。
与秦朝一样，汉初地方一级政权曰“郡”。在秦始皇称帝之初，他将全国共分为三十六个郡，后来双陆续增加，到秦朝末期，全国已有四十个郡。汉朝初期，由于实行中央集权和诸侯分封共存的政体，故刘邦称帝时，由中央直接统辖的只有河东、河南、河内、东郡、颍川、南阳、汉中、巴、蜀、广汉、陕西、北地、上郡、上党、内史等十五个郡，到刘邦驾崩时，中央直辖郡已增加到二十余个。
郡的主要长官有郡守和郡尉，郡守掌管一郡的行政，郡尉则主要负责一郡的军事。郡下设县，其长官职务的称谓根据县的大小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万户以上的县，其长官称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则称县长。每县配备县丞、县尉各一名，县丞协助县令（县长）处理政务，县尉则负责全县的军事和治安。
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里下设什，什下设伍。每乡由三老、秩、啬夫、游徼等基层官吏负责施行政务，具体分工是：三老负责教化；秩、啬夫负责掌管民事纠纷和收纳赋税；游徼负责地方治安。
亭虽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机构，但它的功能主要侧重于往来官吏的接待和社会治安的维护，行政方面则不过多介入。里正（父老）、什长、伍长，这些职务约相当于现今的村组长，不属于官吏的范畴。
讲完了汉初政权层次的划分，接下来再去看看朝廷机构的设置情况。与秦朝一样，汉代朝廷亦设“三公九卿”职位，皇帝则总揽大权。
“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丞相乃“三公”之首，其职责主要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秦朝设左右丞相，而刘邦只设一相，到汉孝惠帝刘盈时期才增设二相。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首脑，其职责是主理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监察首脑，但因为在法律严苛的汉初时期，贪赃枉法的大案比较鲜见，故御史大夫是个比较清闲的差事，还须协助丞相处理政事，掌管符玺和典籍文件，因此职务也相当于副丞相。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汉朝开国之后的第一任丞相是萧何，刘邦于汉元年拜萧何为丞相，到汉九年时，刘邦又将丞相称谓改做“相国”，并拜萧何为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