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一句话来定夺，而武将们则是依据具体战功来论功封赐。比如，受封人员指挥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斩首多少，俘敌多少，攻略城池多少等等，这些都要查之有据，一一核算。如此一来，论功封赏显然是个浩大的工程，一时半会儿难以完成。所以，当上述二十多位元勋的封爵布告发出之后，过了很久，就再不见朝廷有封赐动静，惹得那些翘首等待封赏的将领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这天，刘邦与张良等人在洛阳宫殿的走廊上散步，刘邦远远看见许多将领三五成群地蹲坐在地上交头接耳，便问张良：“这些人在议论些什么呢？”
张良夸张地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是在商量反叛啊1
刘邦大吃一惊，说：“天下已经安定，他们为何还要谋反？”
张良于是便为刘邦分析：“陛下出身布衣，全靠将士们出力，才取得天下。如今陛下身为皇帝，所封赏之人多是萧何、曹参这些亲信故旧，而所诛杀的又多是陛下平素所怨恨之人。当前，若按照军功封赏，恐怕整个天下的土地都不够分配。这些人担心不仅得到不封赏，反倒会由于往日的过失而遭到陛下的诛杀。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反叛。”
刘邦听后，十分担忧，忙请教张良：“那该怎么办呢？”
张良问道：“群臣之中陛下平素最为怨恨而又广为大家所熟知的人是谁呢？”
刘邦想了想说：“雍齿这人本来是我的老乡，但这家伙数次背叛于我，弄得我十分狼狈！我早就想杀掉他，但念其功多，故一时不忍下手。”
张良于是出主意说：“依臣之见，陛下赶快封赏雍齿，做出个榜样来让诸将看看——诸将见雍齿被封，一定会马上安下心来。”
对于这个建议，刘邦依允，马下吩咐有司准备相关事宜，并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三月戊子日大宴群臣。席间，皇帝为雍齿举行赐封仪式，封其为什方侯，食邑二千五百户。同时，皇帝叮嘱在场的丞相萧何及御史大夫周昌等人，加紧进行定功行封的相关工作。
刘邦将这出戏唱得十分成功，宴会散后，诸将高兴地相互议论说：“连雍齿这种人都能封侯，我们再也不必担心了！”就这样，刘邦用张良之策，以封赐雍齿为手段，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叛乱危机。
在实施这一补救措施之后，论功封赏工作委实加快了步伐，截止汉高帝六年十月（公元前201年11月），汉朝约有近八十位元勋功臣被封彻侯，其他大小封爵者多达数万人。项伯、项佗等项氏家族四人，就是在这个期间被刘邦封侯的。
关于功臣封侯，史书还详细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即评选“元功十八人”。
起初，刘邦照样采用他那套所谓的“民主”，让群臣自己去评议。众将一致推举曹参，说他“身负七十余伤，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这时，皇帝身边有一个叫鄂千秋的谒者（传令官），为人机灵，他通过上次皇帝所谓的“功狗功臣论”这一细节，揣摸出皇帝意属萧何的心思，于是，他提出相反意见，站出来说：“诸位的观点都不对，曹参虽有攻城略地的功劳，但这只是一时之功。想当初，皇帝与项楚相争五年，数次全军覆灭，全靠萧何从关中补充兵源，输运粮草，才得以扭转战局。况且，萧何始终保全关中，使之成为皇帝的战略大后方，这乃是万世之功啊！说句难听的话，即便没有曹参的百战之功，汉也终会胜楚。怎么能以一时之功而凌驾于万世之功呢？所以，我认为萧何应功居第一，曹参次之。”
鄂千秋的这番话颇为雄辩，也正好说中刘邦心坷，于是皇帝当场拍板：萧何居“元功十八人”之首！除此之外，刘邦还赐予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并加封食邑二千户，以报答当年自己徭咸阳时“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的那二百钱人情。此外，萧何的父子兄弟共十余人，也在同一天受到食邑级别的封赏。至于那位善于察言观色的鄂千秋，因为会说话，皇帝将他由原来的关内侯封赐提升到彻侯级别，侯爵名为“安平侯”。
确定了元功之首以后，其他元功十七人的座次顺序很快也被敲定下来，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汉初“元功十八人”名单，制成表格如下：
可能有读者会感到纳闷：那位最受刘邦推崇的“帝王师”张良，他的名字怎么没有出现在“元功十八人”这张名单上呢？
原来，好为“黄老”的张良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总结出一套明哲保身之法：自汉家江山初定以后，他便以身体不好为由，闭门不出，不食五谷，专事修习道家的吐纳之术。《史记》记载有他曾说过的一段话：“我家世代相韩，韩被秦灭，我不惜散尽万金家产为韩国报仇，令天下震动。如今凭三寸之舌为帝王之师，封万户侯，我感到知足了。所以不想再过问人间世事，从此逍遥自在，了却一生。”张良有此认识，真正堪称人精啊！
二、田横、季布两位英雄的际遇
汉王刘邦于定陶称帝，封赏功臣，大赦天下，诸侯王各自回封地就国。这种局面，看起来已经天下大定，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