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刘邦这次纵役徒并逃亡芒、砀山这个事件——放走役徒确实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倘若事前没有他人的推波助澜似和赞成鼓动，单凭刘邦一人，恐怕他是难以下定这个决心的，而促使刘邦痛下决心之人应该就是樊哙。当然，也许还有那位总是与刘邦形随相随的卢绾。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放走役徒之后，醉酒的刘邦在卢绾等助手的搀扶下，带着自愿留下的十多名壮士向芒、砀山走去。为了防范发生意外，多次跟随刘邦捕盗或出差的樊哙，像往常那样，自觉地与队伍保持一段距离，留在后面断后。这种安排，完全符合人们处世求稳的办事习惯。
读者一般受《鸿门宴》等传统戏剧人物的影响，直觉上往往把黑面虬髯的樊哙看作一位凶神恶煞似的莽夫。实则不然，樊哙性情刚猛不假，但他却是一位处事冷静、颇有政治头脑且极具辩才的人物。鸿门宴上，那么惊险的时刻，樊哙挺身而出，一番宏论滔滔的雄辩，说得项羽张口结舌，从而令刘邦化险为夷。试想，樊哙若非为人冷静且极具政治头脑，他在鸿门宴上怎会有如此出彩的表现？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刘邦的岳父吕公乃知名相师，一生阅人无数，若非樊哙颇有异才，吕公怎能挑选他做自己的二女婿？
也许大家还有疑问：此事就算是樊哙编造，那么，他凭什么偏偏就附会出了赤、白二帝呢？
这与当年社会的民俗有关：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认为天上存在着五位有代表性的天神，也就是所谓五帝。《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中就有关于“祀五帝”的记载，唐代的贾公彦对“五帝”曾有注释：“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秦朝的先祖发祥于西戎，为附会天神之说，秦襄公曾筑有祭祀白帝的祠庙，自诩秦朝君主为“白帝之子”，以此说明自己是君权神授。
刘邦是楚人，楚地位居南方，楚人敬畏赤帝，故樊哙据此编造出刘邦是“赤帝之子”。眼下，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借此来象征大秦帝国的嬴氏天下即将被楚地的刘氏所取代。含义如此之深刻，难怪刘邦在听了这个怪诞神话之后，会“乃心独喜，自负”！樊哙有如此心机，也确实是没有辜负相师吕公的一双慧眼。
说樊哙编造了“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的神话，史料文献上还可以找到可资证明的材料。据《西京杂记》记载：樊哙在当上将军以后，某次，他曾问当时的著名学者陆贾：“自古以来，君主皆言自己受命于天，称有瑞应，先生您看真有此事吗？”陆贾回答说：“瑞应，就是天命的凭据。若无瑞应做天命凭据，光靠人力是得不到君主之宝座的。”樊哙听了陆贾的这番言论之后，则一言不发。
笔者在读到这则掌故时，疑惑顿生：樊哙乃刘邦的连襟和亲信，他在刘邦已经称王并且“赤帝之子”等天命瑞应已广为流传的前提之下，为何还去向陆贾提出这么一个反常的问题呢？难道是他内心深处不相信所谓的天命瑞应？陆贾的回答显然是为了附会刘邦的天命舆论而信口开河，那么，樊哙为何不也附会几句，却一言不发呢？
这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樊哙原本就清楚刘邦所谓“赤帝之子”的真相，只是出于始作俑者那种压抑不住的表现欲，同时也是为了考验和捉弄一下这位所谓大儒，才故意对陆贾提出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可以想象，看着陆学者那副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样子，作为刘邦所谓天命瑞应的知情者，樊哙此时心中或许正忍俊不禁哩！
泡制“蛟龙播种”神怪故事的背景
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曾为大家论证过刘邦诞生的真相——他是其母刘媪与卢绾之父卢太公在沛丰某个未名湖畔野合的结晶。
这个历史公案不仅刘媪、卢太公、刘太公等当事人知道，甚至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知道。但是，作为一名下过蚕室的刘氏王朝臣子，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史书上去公然宣称大汉王朝的开山祖师乃是凡间野种！欲秉笔直书却又投鼠忌器，万般无奈之下，太史公只好以他惯用的春秋笔法，把坊间传说的无稽神话照搬到《史记》中去，对其中所蕴含的真实信息则点到为止，留待后人自己去意会。
通过阅读第一章，大家对刘邦是卢氏血脉这个结论应当不会再有怀疑。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史记》所记载的那个关于刘邦系蛟龙播种的神话，它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从情理上讲，“蛟龙播种”这一神话不可能随刘季与生俱来，它的产生时间应当比“赤帝之子”这个神话的出笼，还要更晚一些。最合理的情形应当是这样的：樊哙炮制的“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神话，让刘邦尝到了甜头，同时也开启了刘邦的思维：既然这种与神灵挂钩的炒作方式竟然有如此奇效，那么，我何不将自己的出身背景这种具体事情也与神灵联系起来，升华后继续炒作，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神秘，从而聚集更多的人气呢？
站在刘邦的角度来看，他采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炒作，并不会感到特别难堪，原因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