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造反——“天命”背后的真相
在前面章节中，笔者曾为大家解析了刘邦的身世及其早年在沛丰故里的一些基本状况，大家对这位汉帝国开基者早期的形象轮廓，应当已经有了基本的概念。随着大泽乡农民起义的一声惊雷，大汉高祖皇帝刘邦即将粉墨登场，走上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
对于“刘邦出山”这段历史，自汉代以来的历史学家们，为了彰显刘邦这位平民帝王的卓而不凡，秉笔时信马由缰，恣意演绎，直至将这位汉高祖描绘成了一个鬼气飘忽的生灵。那么，有关刘邦“天命”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事过境迁，笔者无须惮惧早已作古的汉朝统治者的弹压，现据史料及客观推理，为大家还原一个历史真相。
一、最后一次为秦朝当差
上一章刚刚讲过，由于秦始皇急功近利，滥用民力，使得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阴谋登上二世皇位，他与权臣赵高狼狈为奸，在乃父秦始皇苛政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繁重徭役、苛刻刑法，令天下百姓忍无可忍，最终导致发生了大泽乡起义。
在秦二世的苛法酷律下，不惟陈胜、吴广之流被逼迫得没有了活路，就连押送他们的那些官吏士卒，日子也不好过。且看，在大泽乡被陈胜、吴广所杀的那两名将尉，他们不过是执行公务而已，却稀里糊涂地当了秦王朝的替罪羊！
大泽乡的两名将尉因押送役徒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么，“常徭咸阳”的泗水亭亭长刘邦，他此间的境遇又该如何呢？
刘邦无奈纵役徒逃亡
在大秦帝国统一天下之初，秦始皇“天下一统、爱育黔首”的愿望与国策，曾一度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帝国中央政府所沿袭下来的奖励耕战的“商鞅之法”，也使刚刚得到解放的原六国人民获得了诸多实惠和好处。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刻石文献上，有很多诸如“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烹灭强暴，振救黔首”、“皇帝哀众，不用兵革”、“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等字句。由此可见，秦始皇政府曾经给天下百姓规划过一幅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人人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出于对这种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想而知，最初那个时期，人们一般应该都是能够自觉去完成国家规定的服役任务。
然而，秦始皇太性急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自己所构想的那个盛世帝国，一夜之间就能够屹立在自己的面前，因此，秦廷不断启动大型工程项目。随着役期和赋税的不断加码，人民开始有了抵触情绪，并逐渐由不满变为愤怒，对国家的徭役政策也由最初的自觉变为后来的抵制。于是，“送徒”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最初官吏的“带领”，继而变成“解送”，最后直至变成“押送”。役徒们不合作，负责押送的官吏，其差事自然而然也就艰难起来。
大家知道，刘邦最初是靠萧何、曹参等人的周旋和关照，才获取“徭咸阳”这一美差的。早先那个时侯，役徒们服役踊跃，官吏与役徒之间相处融洽，刘邦沿途尽情观赏大秦帝国的宏大气象，甚至还亲眼观瞻过始皇帝的威仪，每次都能顺顺当当地完成任务。回来以后，除了受上司的褒奖外，还可以向乡亲父老们炫耀一下自己的见闻——那是多么惬意的美差啊！
可是后来，世事渐渐变了，“徭咸阳”也开始演变成为一件苦差事，令刘邦苦不堪言。他每每扮红脸耍黑脸，费尽周折才好不容易凑够人数，一路上又免不了与役徒们磕磕碰碰，弄不好还会发生误期或役徒逃亡之类的事情。好在以前是秦始皇当政，刘邦作为押送官吏，万一发生此类事件，无非是挨上司一顿训诫也就过关了，不会再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可是，到了秦二世执政时期，法律变得更加苛酷：役徒逃亡或者误期，不论原因，不听解释，一律诛斩！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下，作为沛县“常徭咸阳”的官吏，刘邦不免叫苦不迭，暗暗祈祷“徭咸阳”的鬼差事再也不要落在自己头上。
然而，怕鬼偏偏就遇见鬼。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天，胡亥皇帝颁诏，令帝国各郡县速遣役徒西至骊山，以完成皇陵工程。诏令传到沛县，刘邦万分不情愿地走上了他最后一次为秦帝国当差的征途。
刘邦此次奉命“徭咸阳”，一共押送了多少役徒？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根据资料分析，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号人，最多也不过百来十号人。而且，在这些人中间，除了农家子弟，估计还有一部分是犯了罪的囚犯。总之，这是一支成分复杂的队伍。
队伍开拔之前，为了防止役徒逃跑，县吏事先用一根绳索，将所有役徒的腿系住串联在一起，再由刘邦及其助手押送，赶赴咸阳。
或许是天意使然，刘邦此次“徭咸阳”的差事异常不顺。无论是囚犯，还是农家子弟，他们一个个都怀着满腹怨气，对徭咸阳的差事极为抵触。大家一路上磨磨蹭蹭，一连走了几天，才离开县境。不惟是队伍行速缓慢，在夜间宿营时，少数胆大的役徒，瞅见机会就解开腿上的绳索悄悄溜走，弄得刘邦心烦意乱又无可奈何。
这天，队伍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