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犯法，罪加一等。夏侯婴因涉嫌作伪证，两人被同时收监，关押了一年多时间，受尽皮肉之苦，却都始终不招。最后，因为证据不足，也可能还有萧何、曹参等人从中斡旋，两人终于无罪释放，而且官复原职。这段掌故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有明确记载。
仅仅只不过是与朋友戏耍一下，却引来了一场官司麻烦，还害得朋友跟着下狱受苦！刘邦心中的愧疚和郁闷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只得打落门牙和血吞——生在太平盛世，法律如此，不如此还能怎样？
闲来无事，刘邦就砍来新竹，将竹皮削成细篾，用以编织帽冠打发时间。一连编织了好多个，但都歪斜粗糙，十分难看。有人告诉他，说附近薛县有个篾匠手艺精湛，可以找他编几个试试。于是，刘邦就打发亭里的“求盗”到薛县去找那位篾匠，按照他自己设计的式样编织。冠帽编好之后，刘邦一看，果然精致，欢喜非常，就时常戴在头上。后来，刘邦当上皇帝，曾下令将这种式样的竹冠赐名为“刘氏冠”，并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不得戴刘氏冠”，这事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四百多年后，三国时期的刘备，在苦闷无聊之际，也曾亲自为新聘请的军师诸葛亮编织过一顶竹帽。如此看来，编织篾器或许真的是英雄豪杰在不得志之时，用来解闷的一个好法子。
经过这场官司之后，刘邦的心境顿然改变了很多。这期间，曹女、吕雉两个妻妾已先后生下几个儿女，一大把年纪且已身为人父的刘邦，渐渐开始对家有了一些依恋。公务不繁忙时，也常告假还家，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往日胸中的那些冲天之志，在寻常而琐碎的日子中，已消磨得日渐飘渺。
四、在心田播下高贵的种子
正当刘邦苦闷异常、无所事事之际，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悄悄发生在他身上，这就是《史记》所说的“高祖徭咸阳”。
从以后事情的发展来看，“徭咸阳”可以视为刘邦人生中的重大契机。它对刘邦精神层面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仿佛黑夜中的一盏指路明灯，重新在刘邦心中燃起了希望和光明。
捞到“徭咸阳”的美差
话说秦始皇在灭亡六国之后，做了几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创建中央集权制度、制定法律、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等等。此外，他还大兴土木，进行修长城、建皇陵、修驰道（国道）、筑阿房宫等诸多伟大工程。
由于工期时间紧迫，工程浩大，除动用了近百万刑徒服役之外，秦政府还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的民夫去服徭役。沛县首次押送民夫赴国都咸阳的差事，就落在了泗水亭长刘邦身上。
《史记》对刘邦最初几次押送民夫赴咸阳之事，只用了“高祖常徭咸阳”六个字做概括。据笔者所考，秦帝国创建之初，人们对服徭役并没有太多抵触情绪，而负责押送的官吏还能从中或多或少地挣些“外快”。在这种情况下，押送民夫去国都咸阳，其实是件美差。因此，沛县的一些小吏都趋之若鹜，争相“徭咸阳”。笔者推测，刘邦之所以能够争取到这份美差，同样有赖于萧何、曹参等人从中斡旋。当然，刘邦能够成行，与他个人的自身素质以及在沛县地界的群众威信也不无关系。
刘邦揽上“徭咸阳”的美差之后，消息一经传开，他的朋友哥们在祝贺的同时，都忙着凑份子给他“送奉钱”。前文曾对大家讲过，沛县名流们曾为沛令的“重客”吕公送贺钱，此间刘邦出差，大伙也忙着为他“送奉钱”。可能会有读者感到不解：秦时社会怎么净是这种风气啊？这里大略给读者说说当年“送奉钱”的相关背景。
秦朝时期，官吏的俸禄收入并不很高，出差也没有津贴补助。据《汉简所见俸例》记载：西汉时期，令史、亭长、书佐这种级别的基层官吏，每月俸钱为一百钱至六百钱之间。秦朝与西汉的标准大体接近，象萧何、曹参这种主吏级别的官员，每月俸钱约在五百钱左右，而亭长最多不过三百钱。
笔者曾为大家换算过秦时钱币的价值概念，按当时谷物每钟二百钱、酒每瓮二百钱、猪每头八百钱这个标准来计算，刘邦每月的俸钱只够买回一大瓮酒或三分之一头猪，换算成咱们今天的人民币，差不多也就只有八九百元。这点收入甭说养家糊口，连刘亭长个人的酒食钱都不够开销！不惟刘邦，其他官吏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俸钱太少，而一家老小又要吃喝，怎么办？于是乎“送贺钱”、“送俸钱”等等，各种名目的灰色收入也就应用而生。
刘邦押送民夫“徭咸阳”，行程数千里，往返几个月，路上少不了要多带些盘缠银子，单靠他的那点俸禄显然不够，同事亲友们心知肚明，于是，大家就按照习俗给他“送奉钱”。《吏记·萧相国世家》如是记载：“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即一般同事送他三百钱，唯独萧何拿出了五百钱！所谓渴时一滴如甘露，“何独以五”的人情，让刘邦足足惦念了一辈子。
首次出差，一路顺利，刘邦圆满完成任务，沛令、萧何等县府官吏都很满意。老马识途，此后，凡有押送民夫去咸阳的差事，便都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刘邦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