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再加上过硬的自身素质，于是乎，脱离了父兄监督而无天管无地收的刘季，便乐得在红颜堆里千场醉，于笙歌声中度时光了。
刘邦自被老父赶出家门之后，最初曾在卢绾、樊哙等朋友们家里住过一些日子，这种情没有况持续多久，他就搬到了那些相好女人的家中去住。
刘邦早年相好的女人很多，但大多数都没有在史料上留下姓名，《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只有王媪和武负。司马迁称这两位女人都是开酒馆的，刘邦常去她们的酒馆饮酒，喝醉之后就在酒馆留宿酣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刘邦睡熟的时候，这两个女人都曾发现其卧榻上面有金龙盘绕！司马迁还说，刘邦在这两个女人的酒馆吃住从不支付现钱，只是写个欠条入账。说来奇怪，刘邦在谁家吃喝，谁家的酒食生意就会比平时好上几倍。到了年底，两个女人就主动销毁刘邦写下的欠条，以示不再向他讨要这些酒食钱。
我们该怎样理解司马迁的这段记述呢？
首先，王媪、武负应该是兵役或徭役造成的寡妇，刘邦与这二位交道的时间应该不会太早，最有可能就是在他当上泗水亭亭长前后，并且，按照情理来说，刘邦与这两位女人应当是一前一后的不同时期交往的。这从刘邦十四五岁出学堂，直至四十八岁起兵，其间在沛丰故乡厮混了数十年时间，可以推算得知。
刘邦自弱冠之年就在市井中厮混，与之相好过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每个女人大概也就相好上一年半载，最多也不过三年五载，然后另觅新欢。王媪和武负是开酒馆的，刘邦与她们相好的时间应当相对长一些。情形最有可能是：他先与其中的某位相好，把她的酒馆当作自己的旅店，三年五载后，女人色衰，刘邦也就爱驰，便把行李搬到下一位女人的酒馆……如此接力循环，财色双收，乃符合一般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其次，刘邦住在这些女人酒馆里白吃白喝，她们的生意反倒会更好？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前面讲过，刘邦在道上混了几年之后，已是沛县地界有些脸面的人物，等到当上了亭长，更是黑白两道通吃。他在这些女人的酒馆白吃白住，自然会发动哥们弟兄拉些生意过来。另外，他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过往宾客的酒食生意安排过来。有了刘季这样的公关先生，王媪、武负的酒馆安能不“酒售数倍”？加之天长日久的相拥而眠，一张床上培养出了感情，到了“岁竟”，老板娘将情郎在两人情义尚浅时留下的欠条销毁，也不是件奇怪的事情。
最后，《史记·高祖本纪》称王媪、武负这两个女人都曾在刘邦的卧榻上发现有金龙盘绕，这个说法表面上去看，似乎荒诞无稽，实则另有隐情，留待后面详细分析。
对于刘邦这种常年与寡妇厮混的荒唐行为，萧何、曹参等人看不下去。这二位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府官吏，他们有别于樊哙、周勃等市井之徒，思想相对比较传统。觉得刘邦如此厮混，生活缺乏规律不说，而且也不利于积攒家业和传袭子孙。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曹参在刘邦当上泗水亭亭长之后，亲自做媒，说服刘邦娶了自家的族人曹女。八年后，刘邦又空手套白狼，娶了吕公的女儿吕雉。
刘邦娶下两任妻子后，以“家外有家”的方式分开两处安置她们，他自己则仍旧住在泗水亭的寓所。此间，他是否仍然与那些寡妇相好来往？是否依旧寻花问柳？从刘邦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假设是肯定的，这里不再多说。
日子过得有些惆怅
刚才讲了，刘邦早年在事业方面：沛县黑道上有王陵、雍齿两位大哥罩着，犯事之后邻县有英雄张耳接应，手下有樊哙、纪信、奚涓、周勃等一帮能打能冲的铁杆兄弟；白道上最初有萧何、曹参等人做保护伞，后来他自己也戴上了亭长的红帽子，再后来又与曹、吕两家旺族联姻，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巩固。个人生活方面：家中有曹女、吕雉两位妻妾侍候，外面有王媪、武负等野花滋润。照理说，刘亭长这位在沛丰呼风唤雨、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应该是悠哉乐哉，志得意满了吧？恰恰相反，此时刘邦的心中却充满了苦闷与惆怅！
刘邦的苦闷和惆怅主要源自精神层面。大家知道，从哲学意义上讲，一个胸怀大志者，经历越丰富、见识越多，他的志向也就越大，而他的幸福感则会越来越少。刘邦素来以信陵君魏无忌为人生偶像，后来又多次与信陵君的门客张耳相交，耳闻目染，他的见识显然比一般人要广，志向也比寻常人更大。可是，眼下刘邦面对的现实却是：自己平头百姓出身，家人连生存的基本资料都要靠汗水去换取，他根本就不可能像王公贵胄魏无忌那样挥金如土地广纳门客，以令天下归心！
在外人看来，刘邦黑白两道通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沛丰地界上谁都会卖他个面子。可是刘邦本人心里清楚：自己的这点道行也就只能在小小的沛丰下场毛毛雨，若再往大处去说，那是狗肉上不了宴席！先不逞论攀比魏无忌，就是跟人家张耳相比，自己也还差着老大一截——张耳尚能凭借自家女人带来的丰厚嫁资去广纳天下豪杰，而他刘季却只能在一些女人那里混上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