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辈。
魏无忌受王兄猜忌之后，沉溺于酒色，不久中毒死去，他的三千门客树倒猢狲散，各自谋寻生路，张耳流落到陈留附近的外黄，暂且安顿于此。外黄有个美貌的富家女，最初嫁给一个庸碌的男子，富家女心存不满，就休夫回到娘家，托父亲的宾客另觅贤夫。这位宾客打听到张耳曾经在万人景仰的信陵君门下服务过，料想其人一定不是等闲人物，就郑重其事地向这位美妇推荐了张耳。张耳娶了这位美貌的少妇，并且得到女方一笔丰厚的嫁资，于是，便在外黄定居下来。
张耳有钱之后，立马效仿起当年的主人信陵君魏无忌，招纳八方宾客，广交四海豪杰。随着声名鹊起，不久之后，魏国政府还委任他做了外黄令。
查看战国时期的地图可知，陈留附近的外黄与沛县虽分属魏、楚两个国家，但两地之间相隔的距离却并不很远。张耳在外黄迎娶富家之女，广纳天下英雄。惺惺相惜，刘邦自然能够耳闻他的大名，甚至于连张耳早年曾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等情况，刘邦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刘邦崇拜信陵君，爱屋及乌，自然会在心中对张耳倍感亲切。有了这些前提，刘邦在犯下“吏事”之后，无处可逃之际，投奔邻国的英雄张耳，这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再说张耳，由于他曾经寄身信陵君的门下，与三千食客长期厮混，三教九流，耳闻目染，应当也学会了一些识人知人的本事。张耳在这方面的道行尽管远不如刘邦后来的岳丈吕公——仅凭面相就能断定此人未来的前程，但他起码能够通过刘邦的言谈举止，洞察出此人的一些英雄禀赋，于是，对其殷情招待。刘邦来此原本就是为了逃避“吏事”，主人的厚待更加使他乐不思蜀。《史记·张耳传》曾对此专门记载：“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这表明刘邦曾多次去张耳处避“吏事”，而且每次逗留都以月计，时间不短。
张耳的这份恩情对于患难中的刘邦而言，自然弥足珍贵。后来刘邦打下天下，封立张耳为赵王，并将鲁元公主下嫁与张耳之子张敖，这份隆恩恐怕与两人当年的莫逆之交也有关系。
站在刘邦的角度来看，他避难张耳之处的意义，不惟逃脱了沛县官府的官司，更因为与张耳的长期相处而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新朋友，修炼了性格情商，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了良好的个人素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邦与张耳相交，远不同于与王陵、雍齿这类寻常豪杰的相交，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
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说魏公子无忌是启蒙刘邦雄心的精神导师，那么，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则是在现实中巩固刘邦雄心的教练。并且，张耳在历史上，也并非像王陵、雍齿、卢绾、萧何这些人，依赖刘邦成名。当后来天下大乱之际，张耳与刘邦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一方诸侯，可见此人能力确实不低。
攀交上萧何、曹参、夏侯婴等官吏
读过秦汉历史的人都知道，刘邦早年在沛县有几个在官府当公差的朋友，如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可是，刘邦究竟是如何攀交上这些人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一般刘邦传记作者多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给读者的印象仿佛这些人生来就是刘邦的好哥们似的。其实，刘邦之所以能结交上这些在官府当差的朋友，主要是因为他曾经轻松地逃脱了几件官司，并且还与张耳、王陵、雍齿这些江湖大佬保持着良好关系的缘故。
道理不难理解：自古吏匪惺惺相惜！刘邦犯过几次“吏事”之后，他的名气便在沛丰不胫而走，再辗转传到萧何、曹参、夏侯婴等沛县官差的耳朵里。这些官差欲在黑白两道巩固自己的势力，自然而然就会对刘邦萌生结交之意，俟有机会与他同席把盏，几碗酒下肚之后，就契阔相交，成为朋友。
史书记载，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又称“功曹”；当然，也有文献如《赠钱名籍》明确记载萧何的官职为“主簿”。总之，他是一个刀笔吏——领导的笔杆子，其职务相当于现今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之类。曹参的职务乃沛县“狱掾”，这是一个缉捕和看押犯人的官，约摸相当于现今的警察长和监狱长。任敖是“狱吏”，相当于现在的监狱警察。夏侯婴则是沛县县衙的马车夫，身份属于夫役之流。如果按照现今的人事制度来套，萧、曹、任三位乃政府官吏，是干部身份；而夏侯婴则属于工人阶层。但是，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位马车夫——夏侯婴因为是在县衙驾车，其社会地位应等同于现今县委主要领导的小车司机，在当地的活动能量也不容小瞧。
刘邦结交了沛县官府的这几位公差，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以后再犯“吏事”时，有官府的兄弟在上面罩着。这一点司马迁说的很明白：“（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萧、曹、任三人，除了在“吏事”上庇护刘邦之外，再就是当大秦一统天下之后，曾疏通渠道，帮刘邦谋到泗水亭亭长之职。读者朋友可别轻视了这个针鼻大小的官儿——区区泗水亭亭长，恰是刘邦开辟刘氏王朝，走向历史舞台的第一个政治基点！
千秋伟业始于泗水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