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的壮志，当源自于对自我身份的原初恐惧。
对自我身份的恐惧，以及由此开始的李白对自己虚张声势的炒作，使李白的身世成了一出传奇小说。面对暖昧不明的身世，李白开始了胡言乱语，一会儿自称陇西布衣，一会儿又说是蜀中，一会儿又自称其先祖亦是皇族，可谓云山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这里面必有惊天的骗局，李白，包括其族叔——为他的《草堂集》写序的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都在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什么；而为其撰写墓志铭的诸人更是为尊者讳，闭口不提李白的家世问题，他们合谋把李白的家世变成了糊涂账！
当然，最敏感的还应该是李白自己。对自己的身世，李白终生讳莫如深，不得已的关于出身的表述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分明是做贼心虚、色厉内荏。可能连“先夫人梦长庚”之类的传奇也是李白围魏救赵的调虎离山之计，人们对虚妄东西的兴趣总是高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李白好酒，并往往“斗酒诗百篇”，这可能是他前言不搭后语的原因之一。可是，就算喝得烂醉如泥，李白还是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可见，即使在酒后，李白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持守着机密的底线。酒后喜欢乱说、“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居然将身世秘密隐藏了一生，说明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李白自己也不知道，二是李白不愿或者不能或者不敢说出。
李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不折不扣的无所皈依的孤儿。
李白是一个时代的孤儿，是大唐帝国的孤儿。
身世之谜，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着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还有一条佐证。李白父亲潜回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家状所要求的“籍贯及三代名讳”，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编造不出来的，李白具家状，说不定反而泄露了可能的胡人身份！这就有可能戳穿李白制造的皇室宗亲的身份，对他攀龙附凤岂不是一大打击。所以李白父亲不是“不求禄仕”，而是没有办法求。李白父亲选择了“高卧云林”；而李白，则选择了“干谒”之途；“高卧云林”恰恰反衬出了李白的热衷功名。他哪里是“不屑”科举啊。后代的文学史家们就这样谬托知己，臆造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
对功名的渴求，让李白放弃了基本的尊严，走上了“干谒”的华山一条路，开始了自我人格摧残的漫漫长征。每一个可能联系得上的官僚都成了李白的救命稻草。对自己能接触到的许多平庸的官僚，李白都不惜歌功颂德，极尽吹捧之能事。在屡屡碰壁之后，李白改变策略，开始了终南山隐居生活，并公开宣称自己“隐不绝俗”，其目的也是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最终实现出仕的目的。无法参加科举，而又期盼得到科举所能带来的直接利益，李白终其一生无非是在寻找一种官方的认同。
李白明白地传达了作为时代的、帝国的孤儿，帝国的流民的悲苦心境。
事实证明，李白的终南捷径终究也是歧途。漫长的等待老去的不仅是李白的肉体，而且还有李白的壮志；李白被自己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