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诛灭。作为朝中依附太平公主的一员，卢藏用当然也无法逃脱。李隆基本来想杀了他，但不知怎么脑筋一转，以“未执政”的名义放过了老卢，仅仅流放了事。虽然此后又起用老卢做过一些地方小官，但卢藏用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50多岁的时候去世，死因不详。
【点评】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自欺的民族，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更是广为流传。为什么要“隐”？白居易的诗《中隐》透露了其中的玄机：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太冷落”和“太嚣喧”都受不了，干脆隐于官，不仅两便其利，最重要的是能够“致身吉且安”，保命要紧啊！
中国文化中的“隐”和西方文化中的“隐”大异其趣。举最有名的陶渊明和梭罗为例。陶渊明的一生行迹是典型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写照。仕途蹉跎，对黑暗的政治失望之后，陶渊明挂冠辞官，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美国人梭罗却是出于对大自然的真挚热爱而隐居于瓦尔登湖畔的。他的名著《瓦尔登湖》一书，通篇都是根据在大自然中的亲身体验写成，其中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观察记录。梭罗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观察动物、花草和树木的变化，以至于读者误将此书理解成一本纯粹关于自然的文献。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隐”是被动行为，西方文化中的“隐”是主动行为。
但是，被动的“隐”却结出了中国特色的怪胎。真正的隐士应该像梭罗一样，“只钓鲈鱼不钓名”，可惜朝野双方都善于作秀：朝廷为了求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到处搜罗隐士，这是最极端的“求士”作秀；隐士呢，作秀般地隐居，然后刻意将隐居的风声放出去，传到朝廷的耳朵里，以备录用。
朝廷作秀的著名例子是桓玄。东晋权臣桓玄发动兵变，掌握了朝政大权。掌权后，桓玄效仿前代，大肆搜寻隐士，偏偏一个都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历朝历代都有征用隐士的佳话，为什么到了我这儿就没有了呢？我怎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礼贤下士，从谏如流呢？急中生智，桓玄派人找来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授意他隐居山林，由自己出资供应皇甫希之的饮食起居，然后拜为著作郎，暗中令皇甫希之假意推辞不受，号为高士。时人一眼就识破了桓玄的鬼把戏，刻薄地称皇甫希之为“充隐”。
隐士作秀的著名例子毫无疑问就是卢藏用了。虽然卢藏用开辟的道路一直传到了后世，甚至传到了今天，但卢藏用的一生却以其官员生涯贪污腐败、个人生活糜烂不堪的官场共性，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反面标本。从“潜力股”，一跃而为“绩优股”，最后再被打回“垃圾股”的原形，同时也是今日不少官员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