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受到良心谴责，决定赎罪，为她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使她重又爱他。但她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终于同一个“革命者”结婚。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反映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事，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刑。接着，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宦：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始的。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竞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者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害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教会不过是沙皇的另一种统治工具。因此，不但书中的这类描写被审查机关砍掉了许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
本书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此外，小说对资本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祸害也作了揭发批判。
同时，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在这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爱的宗教”等麻醉人民、瓦解斗志、取消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毒素。在小说结尾，他甚至干脆搬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的反动教义。此外，书中对革命和革命者形象都作了严重歪曲。
1905年前夕，托尔斯泰写了短篇小说《舞会以后》（1903年）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年），抨击沙皇军队和政府的暴虐。1905年革命后，他既否定这次革命，又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俄历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904年）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8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境况，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并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契诃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新的生活，但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绪。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都是短篇。《小公务员之死》（1883年）、《变色龙》（1884年）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年）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笑话，实际却嘲笑了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苦恼》（1886年）、《万卡》（1886年）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对“小人物”的悲愁寄予同情。《苦恼》写一个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几次找人谈心，但无人理睬，只好向他的老马倾诉衷肠。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通过马车夫小小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故事，控诉了彼得堡社会的冷漠无情，小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郁和伤感的气氛。
80年代末，俄国社会日益黑暗，契诃夫的小说更加严峻深沉，对生活的描绘也更广泛。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892年）写一个发生在外省医院里的故事。医师拉京不满于这所医院的紊乱，但又认为个人无能为力，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压迫而被关进来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和他谈得很投机。因此，拉京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了起来，受到医院看门人的毒打。这时拉京才认识到“不以暴力抗恶”是错误的，但第二天他就中风死去。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带阁楼的房子》（1896年）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剧，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情调。
这个时期，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