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打算写一部家庭生活小说，叙述一个已婚女子的不贞和由此产生的悲剧。但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冲击着许多阶级和阶层，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引起作者的注意，促使他大大扩充了原来的构思，引进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提出很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列宁曾经引用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认为，“对于1861年-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列宁并且解释道，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而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托尔斯泰极不愿意看到的资产阶级制度。应该说，这一切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小说是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的。一条是贵族妇女安娜，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围绕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作者对上流社会、官僚贵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画。另一条线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作者通过列文对事业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广泛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农民、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
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人物。她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安娜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她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从而违反了“爱”的教义，作者才让她饱受折磨，并使这一形象蒙上一层罪人的色彩。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全书的题词，也透露了他对安娜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安娜应当受谴责，但是上流社会比她更坏，根本不配惩罚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尔斯泰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同时却又鼓吹“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