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错误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着农奴制问题的斗争日趋尖锐。托尔斯泰同革命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主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农奴制度。托尔斯泰反对这种革命观点。1860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现代人》杂志。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他大为失望。他说，改革“除了许诺以外，别无他物”。他在担任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时，“对农民表现了特别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贵族的“切齿痛恨”。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改革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推行启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庄园中兴办小学，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1862年-1863年）。1863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哥萨克》，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抛弃城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朴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个哥萨克姑娘的恋爱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为山民们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脱离上层社会，返回自然。这说明作者对贵族阶级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奥列宁这个形象，同作者已往的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痛苦探索。
1863年起，托尔斯泰停止办学，埋头于文学创作。60和70年代，他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年-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年-1877年）。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从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问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最后写到1820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全书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它又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揭露和谴责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钩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特别是对库拉金的女儿爱伦的荒淫糜烂生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他竭力美化罗斯托夫一家那种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和包尔康斯基一家那种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他还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出身名门，但他鄙视上层贵族的庸碌，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他当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后来受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和神秘，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思想。1812年战争时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投入鲍罗金诺会战，身受重伤，临死前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尔·别祖霍夫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在战争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企图刺杀拿破仑，被俘后，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后来他和罗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从此更致力于宣扬博爱精神，但周围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他不满，最后他参加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式的叛逆思想。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着重宣扬的是“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他企图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同革命民主派抗衡；就连他用诗意笔调描绘的娜塔莎终于以贤妻良母为归宿这一情节，也是为了说明他反对革命民主派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切都表明作者仍然是站在贵族立场去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的。小说很注意描写人民群众，赞扬他们在抗击法军入侵时的爱国精神。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托尔斯泰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帝王将相。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这个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作者对这种落后农民的歌颂，正反映了他自己在后期大肆宣扬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的问世，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新发展的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矛盾的更集中的表现。起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