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长篇小说继续繁荣，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反映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思想分野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上。谢德林继承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主办《祖国纪事》（1884年被查封），他的讽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托尔斯泰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他一方面无情抨击土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宗教的博爱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暴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同情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但是他渲染城市下层人物的消极颓丧的一面，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攻击革命运动。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主要表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
这一时期民粹派中间也出现一批作家如格列勃·乌斯宾斯基（1843年-1902年）、纳乌莫夫（1838年-1901年）等。他们的小说和特写描述农村的贫困，揭露富农的剥削，但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看作偶然现象，美化农民公社制度下的宗法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881年）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1843年他从彼得堡工程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40年代他参加了反对农奴制的进步小组，曾在小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因此于1849年4月被捕。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年-1859年），他的反动的“土壤”派理论逐渐形成。他认为俄国的“土壤”不适于宣传革命斗争，因为人民是笃信宗教和顺从、忍耐的，只要贵族阶级也接受人民的道德与宗教观点，就可以使两个对立的阶级和解，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1859年他回彼得堡后，在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他的作品反映了被封建资本主义势力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落贵族、城市贫民和潦倒的知识分子等）的挣扎、彷徨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虽然具有强烈批判的成分，但也包含着许多消极和反动的思想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穷人》（1846年）采用书信体裁，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同情被地主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他为了帮助她，自己搬到贫民窟，省吃俭用，由于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杰符什金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这部作品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之后，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小人物”，绘出了彼得堡穷人的悲惨的生活画面。作者着力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精神高尚，却又把他们描写为神经质的、病态的人，对生活悲观绝望。小说具有悲剧性抒情风格，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调，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顺从、忍耐等反动观点的萌芽。
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部长篇小说描写贵族资产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和一些受他欺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公爵在青年时期为了夺取某工厂的财产，诱骗并遗弃了厂主的女儿，使她流落在彼得堡贫民窟。作者着重写了公爵和厂主女儿的私生女涅莉的悲惨命运和病态心理。此外，公爵为了使自己的儿子阿辽沙和富翁的女儿结婚，破坏了阿辽沙和管家的女儿娜塔沙的爱情，欺侮了管家一家人。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被欺凌与被侮辱者寄予同情，但充满阴暗、悲惨、呻吟的调子，宣扬对富人的罪恶也要加以宽恕，以及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受苦受难之中的反动观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1866年）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深刻矛盾。小说叙述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起初他觉得“杀死这百无一用、像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后来受到“良心”谴责，陷于半疯狂的痛苦中。他遇到醉汉马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得知她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竞走上街头卖淫。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感动了拉斯柯尼科夫。于是他去官府自首，并走向“新生”。这部小说描述了彼得堡社会中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其中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动机的分析。作者指出，主人公受到“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影响。但作者的批判是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而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难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写成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实质上是宣扬同黑暗现实妥协、甘受奴役这一反动思想。作者还企图以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这是毫无根据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有《白痴》（1869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