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文学
保加利亚在70至80年代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氵朝，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斗争，而且把它当作文学的主题。这个时期出现了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伐佐夫。伊凡·伐佐夫（1850年一1921年）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后来投身革命。他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的战斗诗篇鼓舞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在1876年4月起义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伐佐夫一度流寓罗马尼亚。他先后出版过《旗与琴》（1876年）、《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年）、《拯救》（1878年）等诗集和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1893年），反映了土耳其奴役下的保加利亚人民渴望解放和自由的情绪。伐佐夫还写过很多讴歌人民的英勇斗争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而他最成功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轭下》（1887年-1889年）。本书取材予四月起义，作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一群革命者的形象，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轭下》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与伐佐夫同时从事写作的，还有诗人派约·雅沃罗夫（1877年-1914年）和小说家埃林·彼林（1878年-1949年），他们的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斗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学也开始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且出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和诗人。塞尔维亚有诗人约凡·约凡诺维奇·兹玛伊（1833年-1904年）、小说家米洛凡·格利希奇（1847年-1908年）和剧作家布朗尼斯拉夫·努希奇（1864年-1938年）；克罗地亚有小说家奥古斯特·谢诺阿（1838年-1881年）、克萨威尔·迪雅尔斯基（1854年-1935年）；斯洛文尼亚有诗人安东·阿什凯尔茨（1856年-1932年）和小说家伊凡·参卡尔（1876年-1918年）等人。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对异族侵略与奴役，特别是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憎恨。他们又描写了广大农民所受的封建地主压迫（如谢诺阿的长篇小说《农民起义》和参卡尔的中短篇小说），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如努希奇的剧本《部长太太》）。
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斗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更为高涨。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复兴”时期，纳伊姆·弗拉舍里和安东·萨科·恰佑比就是这个时期两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年-1900年）把一生献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启蒙运动。他的著名长诗《畜群和大地》（1886年）描写祖国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民的辛勤劳动，唤起人民的爱国心，他深信祖国终会获得解放。他在长诗《斯坎德培史》（1890年-1895年）中，歌颂向土耳其人作了二十五年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辉事迹。安东·萨科·恰佑比（1866年-1930年）曾长期侨居埃及。他的著名诗集《父亲托莫里》（1902年；托莫里是阿尔巴尼亚一座高山，人民称之为“父亲托莫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土耳其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表达了他们渴望自由解放的心情。稍后的诗人恩德烈·米耶达（1866年-1937年），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作品。
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
概述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依靠破产农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迅速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在俄国依然存在，地主照旧盘剥农民，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破产和贫困的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断欣起起义的怒潮。农村的情况引起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注意，70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但是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这一事实，企图在半封建的农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错误理论的指导和不了解农村实际，他们在农村的宣传活动遭到失败。80年代，民粹派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害。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的富农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义，阻碍着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70、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经济斗争。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从此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仍是主流，并取得了进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感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复杂，在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反抗情绪的影响下，对贵族地主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势力提出更强烈的批判，更注意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