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她的丈夫海尔茂的“小鸟儿”、“小松鼠”。海尔茂过去患过重病，娜拉出于真诚的爱情，瞒着他假冒父亲的签字举债救活了他。剧本一开始，海尔茂行将担任银行经理，得意洋洋。他打算辞退一个男职员，并应娜拉的请求把这个职位让给她的女友。但这个职员就是娜拉的债主，他以揭发娜拉的假签字相要挟，要求她替他保全职位，娜拉相信海尔茂会保护她，正像她为海尔茂冒险一样。她心中充满幸福的感觉，但她又不忍牵连丈夫，准备自杀，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料海尔茂知道原委以后骤然翻脸，他呵斥娜拉断送了他的前途，恶毒地咒骂她是“下贱女人”，正在这时，债主受到娜拉女友的感化，退回了假字据。海尔茂顿时转怒为喜，声称自己的“翅膀宽”，要永远保护他的“小松鼠”。娜拉至此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来是丈夫的玩物。她拒绝了海尔茂关于家庭神圣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海尔茂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有钱有势，也很疼爱妻子；娜拉贤良温柔，活泼可爱，一向以丈夫为自己的生活中心。但易卜生揭开了甜蜜温柔的动人纱幕，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娜拉一旦识破这种屈辱的地位，对于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发生了怀疑。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有积极意义。但她在深夜出走，外面一片黑暗，剧终前的最后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人民公敌》通过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民的本质。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主张重新改建矿泉管道。但是，这个建议会影响资本家的利益，遭到市长（他的哥哥）、报界、房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医生不肯妥协，并且举办演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市长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医生是“人民公敌”。
易卜生选择事关健康的病菌毒害问题为题材，尖锐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丧心病狂的本性，也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质。易卜生用疗养区比喻他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打着疗养胜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散布害人的毒菌。斯多克曼医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感到官僚和资产阶级掌握实权，成为社会上“结实的多数派”，是自由和真理的最大敌人。但他不懂得，他们是虚假的多数，真正的多数是人民。他把人民也包括在虚假的多数中，一起加以抨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像他那样既无同盟、也无依靠的“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才能管理世界。这段台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易卜生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斯多克曼医生的形象总是带着一厢情愿的精神胜利法的气味。
易卜生后期的思想比较悲观。《野鸭》描写一个不幸者把精神寄托在自己明知是谎言的希望上，以维持他的生命。一个自以为负有救世使命的人对他指出这是谎言，想要挽救他，但是却粉碎了他的精神支柱，使他悲惨地死去。这个剧本表明，易卜生对他自己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人的精神反叛”感到了痛苦的幻灭。
易卜生的创作发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一生都想寻找出路。他早年在历史中寻求力量，在哲学中探索人生的宗旨。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他着重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他只能陷入神秘的悲观主义。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欧洲戏剧的新发展。当时，欧洲盛行结构精巧而内容贫乏的取悦上层社会的戏剧。易卜生发扬了欧洲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
他的社会问题剧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解剖，进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它的论争性的构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有时还得到诗意的渲染，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在戏剧高氵朝中，易卜生自然地展开说理的“讨论”，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严肃的探讨，向观众揭示其中的意义。“讨论”的戏剧性很强，人物的性格在讨论中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讨论”的台词有很多警句，大都精辟锋利，发人深思。但有的“讨论”也生硬勉强，有说教的弊病。
斯特林堡
在19世纪下半叶，瑞典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年-1912年）的父亲是破产商人。他一生贫困，做过小学教师、图书馆职员和化学试验员，著有五十多部多幕和独幕剧，60多部小说、诗歌和散文集。
斯特林堡早年写过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小说《红房间》（1879年）和《新国家》（1882年），对瑞典上层社会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但他又受到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采取尼采的仇视女性的态度；他有时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变态心理，用反理性的哲学观察世界。
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