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备受歧视的穷人像这只丑小鸭一样具有高贵的品质。但这只小鸭在长大以前只是顾影自怜，逆来顺受，长成天鹅以后也只是驯良地供人观赏，并不飞入蓝天，追求真正的解放。安徒生笔下的“善良”，事实上是基督教的忍耐和顺从。他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在《钟声》等作品中希望穷人和富人的下一代在上帝的感召下携起手来。他对统治阶级也只能作出一般的、温和的揭露和讽刺，甚至幻想唤起他们对于“真”、“善”、“美”的热爱，变成“善良”的人。
勃兰兑斯
19世纪中叶，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伐木和农业方面有显著的进展，资产阶级先后参政。1848年，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北欧农民运动高涨，丹麦资产阶级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国内的危机，企图向外扩张领土。1864年爆发了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丹麦战败，失去若干领土。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北欧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引起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北欧出现了一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潮流的理论家是丹麦的勃兰兑斯。盖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年-1927年）于187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高度评价19世纪西欧的文学成就，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并猛烈抨击丹麦文坛。这些演讲后来集成《19世纪文学主流》出版（共6卷，1871年一1888年）。勃兰兑斯尖锐地指出，丹麦文学处于惊人的停滞状态，比西欧各国落后了四十年；它的某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丹麦文学具有淳朴的诗意，但思想上薄弱，缺乏变革的要求；这种文学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逃避”。勃兰兑斯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丹麦作家大部分是官员、牧师和大学教师，他们受官方思想和神学的束缚，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勃兰兑斯大声疾呼，要求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在文学上造成—个“近代的突破”，他指出：“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他为北欧文学提示了前进的方向。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震动了北欧，他虽然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这些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丹麦的雅科布森（1847年-1885年），挪威的易h生、比昂逊（1832年-1910年）、加尔伯利（1851年-1924年）、李（1833年-1908年）和基兰德（1849年-1906年）等人纷纷起来响应，一时形成了一次强大的文学运动。他们一反北欧浪漫派脱离实际的倾向，热烈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妇女地位和所谓道德良心问题，对中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暴露和批判。他们反对因循守旧和假仁假义的道德习俗，提倡独立思考。但是，这些作家虽然对社会不满，但他们最高的口号仅仅是“提出问题来讨论”，没有明确的纲领，因而使这场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发生分化，后来他们大都转到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方面去了。
易卜生
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挪威的易卜生。亨利克·易卜生（1828年-1906年）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破产后在药店当学徒。1849年，他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创作，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50、60年代，他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年）、《赫尔格兰德的勇士》（1857年）、《觊觎王位的人》（1863年）等戏剧。这些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复活了挪威人民熟知的古代英雄如英格夫人和霍尔恩，把现实斗争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人民心中激起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挪威统治阶级不支持丹麦，使易卜生感到失望，他离国出走，长期居留意大利和德国。挪威政治家的虚伪使他看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性。自此以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提出了“精神反叛”的口号。1866和1867年发表的诗剧《布朗德》和《彼尔·英特》是两部主题相互呼应的剧本，他借助于象征性的情景来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模糊的“向高处去”的号召。
1877年以后，易卜生开始写作一系列“社会问题剧”，陆续发表《社会栋梁》（1877年）、《玩偶之家》（1879年）、《群鬼》（1881年）、《人民公敌》（1882年）等。这些剧本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