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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文学(2)(3 / 3)

人运动,但始终坚持个人反抗,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他的活动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整整一代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

这部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把自然景物作为陪衬,把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这些手法,他有力地烘托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

1913年,罗曼·罗兰写成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描述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一个细工木匠的故事。布勒尼翁热爱劳动,有一手好手艺,雕塑自然景物和人像都栩栩如生。他敢于嘲弄贵族,鼓动群众包围市政府,撤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市议员的职务。但是他又阻止革命人民分贵族的财物,主张背篮子的穷人和戴王冠的国王相爱,要求“让每个人在太阳下都有一个位置,让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他希望儿孙后代能过美好的生活,人类团结互助,但是他对现实生活则随遇而安,不求改变。他讥笑上帝,但晚年却唱赞美诗,说“我所有的东西越少,我的生命就越丰富”。他不满贵族的压迫,也不想革命。这部小说再次表现了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

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发表一系列反战文章,抨击交战双方。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两部论文集:《超出混战》(1915年)和《先驱者》(191年)。

1917年,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罗兰一方面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革命产生仇恨,加深仇恨”。他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害怕集体主义制度妨碍他个人的“精神独立”。1919年,他发表《精神独立宣言》,1912年和巴比塞展开论战,坚持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

20年代,罗兰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精神危机。他转向印度的甘地,接受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抵抗主义的思想。30年代初期,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现实教育了罗兰,打破了他的阶级和平的幻想,使他认识到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力量。这个时期,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法西斯阵营,也使他看清了所谓“精神独立”是不可能的。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向过去告别》,批判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政治活动。1935年,他访问苏联,会见了高尔基。这时他已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1922年-1933年),接着又出版了论文集《十五年斗争》(1935年)和历史剧《罗伯斯庇尔》(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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