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异教徒的这个案子，霍桑发现自己很容易沉浸到塞勒姆的历史及清教徒殖民者的生活里去。对于清教徒殖民者来说，罪恶是可怕的现实；而对于霍桑来说，罪恶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困扰而已。他自然地运用象征主义的极端形式，把道德寓意作为实现自己的忏悔和保持秘密所急需的最佳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既可以说出他想说的话，又可以藏在象征主义之中含而不露。
1837年，霍桑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做事新编》（第一集），1842年又出版了第二集。同年，他与当时活跃在波士顿的超验主义者索菲亚·皮博迪结了婚。此后，他写下了《年青好小伙布朗》、《走向天国的道路》、《优美的艺术家》、《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等短篇，于1846年以《古宅青苔》为题出版。这是霍桑第二部引人注目的小说集。此后，为谋生计，霍桑回到老家萨勒姆镇，担任了3年港口检察官，这段时间他写的东西很少，曾引起朋友们的议论。1849年，霍桑的朋友、出版商詹姆斯·皮尔兹建议他写长篇小说，说那样会有更多的读者。这个建议给霍桑指明了出路，他闭门谢客，潜心创作，终于在第二年的四月出版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红字》。这部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批评家的注意，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它的成功使霍桑成了当时第一流的小说家。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l7世纪中期加尔文教派统治下的波士顿年轻美貌的海丝特·白兰嫁给了一个身体畸形多病的术士罗杰·奇林沃斯，夫妻间根本不存在爱情。有一天，罗杰在海上被掳失踪，杳无音讯。白兰孤独地生活着，精神十分痛苦。这时，一个英俊的，有气魄的年轻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里。他们真诚地相爱了，度过了一段隐秘而热烈的爱情生活，于是白兰犯下了被称为“第七戒”的通奸罪。按照当时的教规，犯有通奸罪的妇女必须当街示众，只有在她交代出奸夫的姓名后才能得到赦免。白兰宁肯遭受耻辱也不愿说出她所钟爱的人的名字。于是白兰穿上一件绣有红色“A”字的外衣走上了街头，而且她必须终生穿着这样的外衣以示赎罪。红字“A”是英文中ADULTERY（即“通奸”）一词的首写字母，它在人们心目中是堕落和罪孽的标志。白兰坚强地度过了许多年耻辱的生活，胸前的红字终于变成了德行的标志。她的同案犯不是别人，正是“道德的卫士”、清教徒牧师亚瑟·狄姆斯台尔。他忍受着灵魂的沉重煎熬，但缺乏公开承认的勇气。最后，就在他即将升为主教的前夕，在一次规模宏大的宗教典礼上，他终于鼓起勇气，当众宣布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他扯开自己胸前的衣服，一个猩红色的“A”字就烙在他的胸上！他也获得了道德上的自新。白兰的丈夫罗杰虽是受害者，却由于一心想着报仇，使自己变得如同恶魔一样。作者最后表明，他才是真正的罪人。狄姆斯台尔对白兰说：“我们不是世上最大的罪人……那个老人的复仇比我们的罪更重。”作者层层深入，步步逼近，在暴露了公开的罪恶后又揭示了秘密的罪恶。作者试图表明，罪恶根深蒂固，与人类社会共存。
在这部奇特的小说里，清教徒社会中古板的道德观念成了人间友爱自然道德观所反对的主要对象。小说的主人公白兰敢于藐视宗教的法典并通过这一悲剧性的失足显得形象高大。这部小说是霍桑创作艺术最集中的表现，它的出版结束了霍桑十几年孤寂的生活，打开了他同外部世界直接交往的大门。
1851年，霍桑搬到了美丽的伯克那山区，后来又迁到康考德。在这里，他和麦尔维尔成了好朋友。麦尔维尔对霍桑的友谊使后者变得开朗起来。在短短三年内，他写出了许多作品。1851年他写成并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七个尖角顶的房子》，1852年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福谷传奇》和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雪的雕像及其它故事新编》其中包括《雪的雕像》和《人面巨石》等名篇。《七个尖角顶的房子》以新英格兰地区传说为基础，以“驱巫案”为主要情节，展开了一幅血腥的宗教迫害的图画。品恩钦家族的祖宗品恩钦上校强行霸占了建筑师莫尔的一块土地，在那上面盖起了带有七个尖角顶的房子。为了剪除后患，他又依仗自己的权势把莫尔当作巫师活活烧死。奠尔临死前诅咒了品恩钦一家，结果品思钦上校刚盖起七个尖角顶的房子就突然暴死了。在以后的一百年里，品恩钦家族的子孙为冤魂所逐，代代死于非命。直到哈泼萨勃哈·品恩钦与莫尔的后代菲比·奠尔结成夫妻，这座房子才平安无事。霍桑在此表明，财产就是祸患，“一代人的罪孽要殃及子孙”。《七个尖角顶的房子》和《红字》都表达了一个英国的主题：过去的罪恶给予当前现实的压力以及这种历史的犯罪感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得以消解。
霍桑在他的作品里一直在探讨道德观念的问题：从《红字》揭露宗教的褊狭和人的伪善，到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玉石雕像》提出某种“反省的道德”。但是他只是以宗教的善恶观念来看待社会，把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完全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恶”。在他看来，一切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