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的统治提出控诉，反映了俄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情绪。但她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所以在她的反抗过程中，又表现出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心理。
《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剧中一些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烘托出气氛，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构等特色。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也接受了西欧18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他把19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占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年-1889年）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牧师家庭，1846年-1850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痛恨农奴制度。50年代俄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如果革命爆发，我不会坐视，我一定要参加进去。”1854年-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现代人》杂志。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年）、《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1855年-1856年）、《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年）、《资本和劳动》（1860年）等，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投身于实际斗争。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和军官，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1861年，他写出著名的革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他希望推翻农奴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不了解，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察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1862年，沙皇政府捏造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七年期满后，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在等荒僻地方度过十二年。1883年，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他在监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直至1889年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同年逝世。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活”等唯物主义观点，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这一点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例如，他指出，不同社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农民因为需要劳动，认为健康的、体格结实的人很美；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认为“苍白的颜色，忧郁的症状，却更为可爱”。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估计不足，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来说，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而艺术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年）、《序幕》（1865年-1868年）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助下从家里出走，并和罗普霍夫结婚，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办了一个缝纫工场。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发生了感情，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假装自杀，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过了几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回到俄国，并建立新的家庭。最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两家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