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年-1886年）出生于官吏家庭。他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1843年起在法院当小职员，通过所审理的案件，他广泛了解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为创作积累了素材。1850年，他发表喜剧《自己人，好算账》来揭露商人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的关系，被公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剧作家。翌年，他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写作。为了改变俄国剧院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的风气，为了争取平民剧作者和演员的福利，他团结戏剧界一些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886年，他被政府任命为莫斯科各剧院的剧目部主任兼戏剧学校校长，但不久即逝世。他个人单独创作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共四十七部，与别人合作的剧本七部，此外他还翻译过二十多部外国剧本。他的创作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启蒙思想。《自己人，好算账》写一个富商鲍尔肖夫为了骗取钱财，赖债不还．伪称破产，把全部财产转移到他的管事波德哈留辛名下；又用女儿为钓饵，诱骗波德哈留辛为他效劳。但波德哈留辛比鲍尔肖夫更奸诈，他利用法律的规定，把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并和鲍尔肖夫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夫妻两人又串通一气，不去保释因债务下狱的鲍尔肖夫。作者用这个骗上加骗的故事，揭露了商业界的金钱利害关系，通篇的喜剧性很强。这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但在1852年一1855年间，他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在《贫非罪》（1854年）等剧作中美化宗法制度下的商人生活，宣扬了道德感化和良心觉醒的思想。不久，在农奴制爆发总危机的形势下，他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帮助，又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1856年，他去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旅行，加深了对俄国黑暗现实的了解，从此创作了许多名剧如《肥缺》（1856年）、《大雷雨》（1860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年）、《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年）、《狼和羊》（1875年）、般有陪嫁的女人》（1879年）和《名伶与捧角》（1882年）等。他的剧作大都通过家庭关系或产权关系，去表现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城镇生活，抨击带有宗法制特点的旧式商人和“有教养”的新式资产者，谴责破落无耻的贵族地主和贪污受贿的官僚。作者继果戈理之后，创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描绘了金钱的罪恶。他把小商人、下级官吏、演员、教师、店员、侍役、食客、媒婆、巫师、香客等城镇的中下层人物形象搬上舞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表现范围。他有时讽刺一些中下层人物贪财、庸俗和媚上欺下的行为，有时也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他们受人欺凌的屈辱生活。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自食其力、自尊心强和正直不阿等特点，他们是社会的启蒙者，但不是革命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地位，他也没有直接写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矛盾抽象地归结为善与恶，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商人的儿媳卡杰林娜备受婆婆卡巴诺娃的折磨，而从软弱的丈夫奇虹那里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她爱上另一个商人提郭意的侄儿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后来，鲍里斯被提郭意遣送到偏僻的远方，卡杰林娜也被婆婆关了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作者借着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被毁灭的情节，描写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环境。那是一个停滞闭塞的地方，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相信地狱天堂之说。有钱人把穷人当做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力攫取暴利。他们把大门关得紧紧的，生怕别人看见他们在虐待自己的家人。美丽的风景无人欣赏，一切生机遭到窒息。而统治这个天地的则是提郭意和卡巴诺娃。
“提郭意”一词在俄文中是“野蛮”的意思。他在家里和小镇上飞扬跋扈，逢人便骂。当他应该付钱或人家对他提到钱的问题时，他浑身冒火，如同要他的老命。农民上市政府控告他克扣工资，他对市长说：“我少给每人一个戈比，那就可以积攒好几千卢布了。”这是宗法制度下的典型的俄国商人，他兼有贪婪无度的资产者本性和蛮横粗野的农奴主特点。“卡巴诺娃”是从俄文“野猪”一词演化而来的。她是一个冷酷而又伪善的寡妇，以折磨和侮辱别人为乐，不容许儿女有一点独立见解，她离间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她极端愚昧，仇视社会进步，反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物质文明”，惧怕生活中的任何微小的变化。在他们的压制下，奇虹、鲍里斯等人养成了萎靡不振、软弱怕事的性格。作者写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反抗，塑造了卡杰林娜这样一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不甘屈辱的形象。她不堪非人的待遇，不愿过自欺欺人的生活，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道德的羁绊，冲破了宗教的藩篱，终于以一死向卡巴诺娃和提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