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维尔加离开西西里，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居住，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同文艺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维尔加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奉行真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产物。中篇《奈达》（1874年）描写一个雇农妇女的苦难身世，是他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1880年）和《乡村故事》（1883年）是1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乡村风貌的组画，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摹农民、渔民、矿工、小手工业者的劳动生活和遭受剥削、压迫、凌辱的不幸境遇，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地主、官吏、法官、律师和神甫的形象，揭发他们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冷酷也予以有力批判。作者强调，农民虽然贫贱，却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但有时他只限于客观地描写现实环境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维尔加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总题创作一套长篇小说，但只完成了《马拉沃里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师傅》两部。《马拉沃里亚一家》（1881年）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穷困偏僻的小渔村，“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地方”。主人公安东尼·马拉沃里亚是个勤劳正直的老渔民，他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力和一条渔船，挣脱世代贫穷的命运，但结果希望破灭，家破人亡：海上风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和赖以生存的渔船，瘟疫又夺去儿媳的生命；孙子们或在战争中丧命，或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道德堕落，不可救药；老马拉沃里亚也在高利贷的剥削下破产，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小说成功地描绘出西西里渔民的辛酸生活，反映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制崩溃的过程，谴责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是腐蚀农民的邪恶力量。
《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年）的主人公杰苏阿多贫农出身，当过苦力，后来发迹，成为当地首届一指的富翁，“人间的上帝”。他一心向上爬，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但受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一致的反对。他在同这些势力搏斗中不断遭到失败，成为“被征服者”，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和他所聚敛的全部财富，最后众叛亲离，孤独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写出急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农村剧烈的阶级分化，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又如何给劳动人民带来新的灾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掉金钱，没有别的上帝”。小说还斥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在1848年革命高氵朝中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背叛革命的行为。维尔加后来还出版过几部短篇小说集和根据短篇改编的剧本，但与旧作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逊色。维尔加的创作打破民族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实而制造的太平假象，揭示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了19世纪末叶意大利社会的痈疽，以感人的艺术力量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羁轭下，劳动人民愈加深深地陷入苦难的深渊。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文风朴实，大量汲取西西里民间的词汇和谚语，人物性格鲜明，常常用细致的写景来烘托人物心理刻画，使作品具有抒情性。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而又远离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加之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景，常在作品中宣扬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不可改变的观点，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瓦解表示惋惜，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悲观哀伤的情调。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初，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真实主义发生危机。维尔加从此辍．在卡塔尼亚度过晚年。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概述
19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在30、40年代，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族中的先进人物。到50、60年代，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阶段，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俄国。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以监视对政府和教会不满的人，搜索秘密团体；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宣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如30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40年代的“马铃薯暴动”。连沙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的一座火药库。”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谬论，用以维护农奴制。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保证”，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而俄罗斯民族则生性“虔诚”、“温顺”。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年-1859年）和格列奇（1787年-1867年）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进步知识分子则加以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