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格拉司在金融投机中一次次蚀本，直至彻底破产；他揭发了好以其高贵身世自炫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卑劣行径，使之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执法者自居的维尔福作为杀人犯推上被告席。透过邓蒂斯蒙冤的故事，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都尽情地宣泄在其中。押运员邓格拉司和渔民弗南告发邓蒂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有着不同的个人动机，但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反动的复辟政权一边。而受害者邓蒂斯虽然对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一无所知，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是毫无疑问的。邓蒂斯的蒙冤，像一朵跳跃在风头浪尖的小小浪花，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激荡在整个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在邓蒂斯的蒙冤和他最终复仇成功的漫长历程中，大仲马鲜明地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猛烈地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与此同时，大仲马以犀利的笔锋勾画了被七月王朝上流社会引为骄傲的“精英”人物的罪恶发迹史。邓格拉司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在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为了探测政治风向，以利金融投机，他甚至让妻子勾搭内政部长的秘书。弗南原本是西班牙移民，他在复辟时成为少尉，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得伯爵头衔。维尔福不但手铸成邓蒂斯冤案，而且在第二次复辟期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成为七月王朝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这些呼风唤雨的当权者，他们发迹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基督山伯爵》写作和发表于1844年-1845年。那时是七月王朝统治的后期，它敢于通过这三个反面人物的刻画，对本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这样切中要害的针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大仲马的局限也清楚地体现在这部小说中。基督山伯爵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但实际上，他最终能够复仇成功，全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金钱在他报恩复仇的每个关键节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铲除邪恶的动机虽然是正义的，但他使用的方法却令人不敢苟同。当大仲马借助金钱的力量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时，他就忘记了他笔下的邓格拉司这句颇有道理的话：“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而陷入了妄图用金钱势力反对金钱势力、用金钱统治代替金钱统治的矛盾这是大仲马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最主要表现，也是他没能成为巴尔扎克、雨果这样巨匠的原因。小仲马从小和母亲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相依为命，原本是一个纯朴的少年。但回到父亲身边之后，在父亲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涉世不深的小仲马也开始尝试那种追逐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幸好在童年的艰难岁月，他曾经从母亲那里接受过良好、正直的教育，因此他的生活虽然放荡，良知却尚未完全泯灭。就在大仲马发表《基督山伯爵》的这年9月，小仲马与出身贫苦、被逼为娼的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一见钟情。玛丽珍重这份感情，但为了生计，仍得同阔佬们保持关系。小仲马对此无法接受，一气之下就写了绝交信去出国旅行。当他3年后回国的时候，才知道玛丽已经离开了人世，在她病重时，昔日的追求者都弃她而去，死后只有两个人为她送葬！残酷的现实悲剧深深地震动了小仲马，他满怀悔恨与思念，将自己囚禁于郊外，闭门谢客，仅用了一个月，就写出了凝集着永恒爱情的《茶花女》。《茶花女》是小仲马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忏悔书。小说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耶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那样纯洁美丽的少女被摧残致死的故事。出身微寒的巴黎名妓“茶花女”玛格丽特与税务局长杜瓦先生的儿子阿芒相爱。阿芒的父亲为了让阿芒离开茶花女，故意把阿芒骗走，然后谎称他们的关系影响到了女儿的婚事，逼茶花女和阿芒断交。为了阿芒和他的家庭，茶花女只好做出牺牲，发誓与阿芒绝交，并回到巴黎开始了昔日的荒唐生活。心有不甘的阿芒失魂落魄地来到巴黎，找到了玛格丽特，用难堪的语言侮辱了她。茶花女百口莫辩，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她不断地呼喊着阿芒的名字。然而她始终没有再见到她心爱的人，死后只有一个好心的邻居米利为她入殓。后来，阿芒从日记中了解到了茶花女的高尚心灵。他怀着无限的悔恨与惆怅，专门为玛格丽特迁坟安葬，并在她的坟前摆满了白色的茶花。《茶花女》一经出版就轰动了全国，尽管上流社会恼怒地批评这本书渲染妓女生活，“****堕落”，“低级下流”，但更多的人们则为真切感人的故事所征服。妓女玛格丽特的悲惨命运，她的灵魂悲号，以及男主人公阿芒痛彻肺腑的悔恨，都强烈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令人心神飞越。《茶花女》率先把一个混迹于上流社会的风尘妓女纳入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开创了法国文学“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而它那关注情爱堕落的社会问题的题材，对19世纪后半叶欧洲写实主义问题小说的产生，对于写实性风俗剧的潮起，也产生了极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