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也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爱”可以杜绝邪恶，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冉阿让因饥饿而犯罪，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使他变得凶狠粗暴，敌视社会；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他却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天良”发现，投河自杀。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根本途径，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依他看来，非但不能杜绝邪恶，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赞扬革命，用许多篇幅去描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但在雨果思想中，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它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年）和《笑面人》（1869年）。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绘18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在反对普鲁士黩武主义的斗争中，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最初反对起义，认为国难当前，不应发生内战，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公社失败后，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他的住宅里避难，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罢了。1872年发表的《凶年集》，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其中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国热情的诗篇。
1874年，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中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叛乱的故事。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朗特纳克侯爵，因为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郭文这一行为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因而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由于思想里发生矛盾，也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在无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年代，雨果宣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失去它的进步性。
大仲马与小仲马
大仲马（1803年-1870年）的经历就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仲马是一个伯爵和一个女黑奴所生——仲马是这黑祖母的姓，后来成为一名法兰西的将军，并和一个小旅馆主人的女儿生下了大仲马。他过世的时候，大仲马才4岁。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大仲马，到了13岁还没念过什么书，经常在森林里游荡。他只是在一个瑞典贵族子弟朋友的引导，才初窥文学殿堂，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20岁时，大仲马拿着打弹子赢来的九十法郎，到巴黎打天下。看在已故的亚历山大·仲马将军的面上，他父亲的旧时战友富华将军，推荐他到奥尔良公爵——也就是后来的路易·菲利浦国王——府里当文书，他才能够勉强糊口。1823年，大仲马与跟他一样地位卑微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同居，并于次年7月生下了小仲马。由于他们从未履行过结婚手续，因此小仲马也没有合法的身分，一直被人们视为私生。大仲马的文学创作为他带来了名声和金钱，也使他逐渐看不起这位普通的缝衣女工了。他开始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同那些贵妇人、女演员厮混，而把卡特琳娜和小仲马母子两人忘得一千二净。1831年春天，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女演员要求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地位。直到此时，大仲马方才记起自己还有过一个儿子，于是他找到了已经7岁的小仲马，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1844年《基督山伯爵》的发表使大仲马家喻户晓，从此声名不坠。这部小说讲述了法国革命前后的一个复仇故事。主人公邓蒂斯因为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在监狱里度过了14年。他的狱友在死之前给他留下了一大笔财富。在越狱成功后，他凭借着这财富，最终报了仇：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