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20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年），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冢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