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斯还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除反映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的《远大前程》（1860年-1861年）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它们接触到尖锐的阶级斗争，却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艰难时世》（1854年）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纺织厂厂主庞得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梗紧密合作，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他们都信奉注重实利、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葛雷梗把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成了盗窃犯，后来才通过切身的惨痛教训，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女孩子西丝的感化，改变了生活态度。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作者还刻画了工人斯蒂芬，布拉克普尔的形象，他虽然备受折磨，却不肯参加工人运动，同时也不当庞得贝的奸细。他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通过庞得贝这一人物，小说谴责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等反动理论。狄更斯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友爱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不赞成工人斗争，丑化组织斗争的工联领袖，并把主张阶级合作的落后工人斯蒂芬写成正面人物。马戏团的西丝具有下层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但更多是体现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情感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成为他的思想的传声筒。
《双城记》（1859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曼奈特医生的亲身经历和被封建贵族绞死的农民这两个生动情节，说明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但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同情曼奈特医生和农民的悲惨遭遇，一方面又攻击雅各宾专政，用漫画笔法丑化革命中的坚定分子，歌颂为友献身的理想化人物卡尔登。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狄更斯宣称要保卫个人权利和幸福，他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害怕一切暴力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用点滴改良来调和阶级矛盾，以小人物的诚挚的温情感动上层统治者，唤醒他们的“良心”；他把普及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主要方法，要求改革不健全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法院、慈善机关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毫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布幻想，希望通过一些改革，通过一些“救世主”的恩赐，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完善”起来。
萨克雷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1811年-1863年）作为讽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他的风格比较接近于狄更斯。但是他的锋芒不仅指向资产阶级，也针对封建残余。他的作品所接触的社会问题不如狄更斯的广泛，劳动人民生活在书中也不占什么篇幅。
萨克雷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那里的税务员兼行政官。六岁时，他被送回英国，1829年进剑桥大学，后来又在伦敦学法律，当过记者。萨克雷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观念，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萨克雷最早的作品是一些讽刺短文和中短篇小说。有的短篇小说描画上流社会各种骗子和冒险家，有的讽刺当时流行的渲染犯罪行为的小说。这些作品一般都缺乏他后来达到的那种现实主义深度，主要是写离奇的情节。
萨克雷的第一部佳作是由四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势利者集》（1846年一1847年）。他在一系列特写中讽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骄横无知和浮华虚荣，刻画了贵族的、商界的、都市的、军队的、教会的、学府的、文坛的和乡村的势利者等等肖像。作者认为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势利”，贵族制度是培养“势利”的肥沃土壤，宪法则是这种社会风尚的有力支持。他说势利者就是“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他要求社会平等，用才能和品德而不用门第和钱财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部文集为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作了准备。长篇小说《名利场》（1848年）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各样势利者的事迹，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权势。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女主人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在学校中遭受歧视，感到愤懑不平，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她认为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她靠自己的美貌，利用一切手段，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她虽然费尽心机，但上流社会始终门禁森严，她的出身和贫寒阻碍她获得成功。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丑行，但也以欣赏态度描写了她那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并把责任归于社会，为她开脱。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典型，并通过蓓基的遭遇，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和腐朽堕落的风尚。小说着重剖析主要人物的阴暗的心理活动，善于运用冷嘲热讽的笔调。书中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议论。50年代的萨克雷的小说表明他的批判倾向已逐渐减弱。《潘登尼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