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里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年）、《一首颂歌》（1843年）、《自由的呼声》（1842年）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出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年）；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年）、《即兴》（1843年）；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年）。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地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年）、《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年）、《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年）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能触及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年）、《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年）、《托利老爷》（1842年）等。《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素朴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年），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1年），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年）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40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出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年）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但是他¨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缺点谈得很少。
琼斯
埃内斯特·琼斯（1819年-1869年）出身贵族家庭，曾学习法律，1845年以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领导人之一，和马克思有过交往。1848年，他被捕入狱。晚年，英国工人运动低落，他在政治上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写过许多政论、诗歌、小说和文论。他的政论、公开信（《致宪章派》，1848年）和演说（《组织、组织、再组织》，1850年）是出色的号召斗争的文章。公开信是琼斯被捕入狱后由《北极星》发表的，信中指出宪章派必须用自己的斗争行动迫使其他社会阶层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加强组织，而且要扩大组织，派代表到还未发动起来的农民中间去宣传，因为农民将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主张向农民宣传时应避免空谈抽象的原则，必须说明宪章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最后他说，“如果我被判罪，我将以骄傲的心情走向监狱，而且深信不会在那里待得很久。”琼斯的诗歌也是和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他写过不少诗歌号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我们的号召》（1846年）、《我们的前途》（1846年）、《五月之歌》（1847年）、《前进》（1847年）、《人民之歌》（1848年）等。对于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手段，他也不断加以揭发，如（《皇家的恩赐》（1847年）、《堵口者之歌》（1848年）。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年代，他写了《自由进行曲》（1848年）、《渔人》（1851年）等诗。在《自由进行曲》中，他指出“封建宝座已经摇摇欲坠”，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还指出各国人民的力量已在增强；最后，他呼吁爱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共同为宪章奋斗。《渔人》讽刺拉马丁、尼古拉一世、梅特涅等妄想以和平、自由、法治等香饵欺骗人民，要他们放弃斗争，但是诗人说，人民已经觉醒，不会再上渔翁之钩，相反，鱼儿将要使渔翁不得安宁。琼斯的长诗《印度人的叛变》（1848年）鼓励印度人民推翻英国统治者。这首诗在风格上受到雪莱的影响。琼斯的诗歌表现了乐观精神，对宪章运动的前途很有信心，如《未来之歌》（1852年）等。琼斯也写过一些小说。《人民的传奇》（1847年-1848年）描叙波兰人民解放华沙，把沙